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语，更是恰当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历史形式。总的来看，中国分分合合，而整个民族亦在这种分与合生生不息。那么中国为什么有分分合合？
结论是：一个政权之建立，必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光明的思想为其支柱。如果这个思想暗淡了，政权的寿命亦必不可久，而分裂之势亦不能避免。
先来看看战国时期，也就是那个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年代。诸子百家，交相辉映，来向世人解释着我们这个世界。西方人解决了人和物的关系，印度人解决了人和神的关系，而中国人解决了人和人的关系。而诸子百家解释的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却稍有不同。要之如下：
1）大体上言，儒家更偏重于人与整个群体的关系，而礼则是规范了我们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古人认为，礼本于天，极于上帝，而儒家认为礼本于仁，在于个人。儒家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做了一个中和，不反对阶级，但是也保护个人的价值。
2）道家则是古代学术思想上之一反动，反对群体，主张回归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因此，道家只言道德（这两字得分开念）不言仁义。道德之极致视为神仙，此为道家之理想之极致。而儒家之极致是为仁义之圣人，代表着集体与个人中和之集大成者。
3）墨家则是古代思想之另一个极端，强调集体的力量，反对个人主义。（盖因墨者本是城中百工之人，社会地位低下，只有如此方能立足于社会）因此，墨家提倡兼爱（而非儒家的仁爱），因此个人的地位反而低下了。
4）阴阳家，继承了儒家的理论体系，但却混入了道家一下修道成仙之幻想。在历史上终未扮演过正面的角色。
孔子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尚能存有一丝礼仪与温情（虽然他老感叹今不如昔，但历史证明他以后的几百年也没强到哪去），而战国后期却完全不是这样，儒家的一支发展到了荀子手上，而他终于培养出了法家的代表。
先进的文化思想与现实的制度是冲突的。而谁能首先解决这个冲突，谁就有可能在强者林立的战国生存。而这个历史重任终于由秦国完成了。秦朝寿命不长，但却意义重大，而汉朝则完全继承了秦朝的所有的制度，并未有大的更改。也就是在这一灿烂的思想的滋润下，汉朝国祚绵长。
通过秦汉帝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帝国由灿烂的文化以滋养，经久不衰。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反例。
三国战乱日久，终于由司马氏一统中原。而和曹魏一样，司马氏以阴谋权术上位，自然没有一个光明之根基。然而司马氏之上位，正代表着一种社会之风气，也就是现在说的名仕风流，衰颓的世风终究不能造就一个太平之盛事。而此种乱世之始则须追述到东汉之太学清议。
东汉太学清议，即当时士大夫升迁任免全须凭借舆论来上位，这种好处就是个人之权利得以发挥，民主的雏形日显。然而却有两个致命的弊端：其一，当时臧否人物全凭东汉世家之道德，而东汉的门风却主要偏向于一种私人的道德（如守孝三年，报私仇，孔融在当北海太守时杀父死哭不哀者）。其二在于在上层形成了一个变相的贵族阶层，他们相互扶持，把持了整个社会晋升的道路（如袁绍他们家就是当时的名门）。世家门风的追捧导致了当政者不追求为政一方的管制，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私人道德修养上，因而终究失了权利，造成了党锢之祸，士大夫高唱凯歌任凭宦官的杀戮，而不知反抗，以死为荣（类似明朝末年“平日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才有了何进被杀与董卓进京，终于天下大乱，汉室江山亦因此衰微了。而另一方面，变相贵族的压制，造成了当时平民阶层的长期不满，终于促成了一个反动思想，而这一反动思想的推动与执行者正是曹操。曹操提出了一个看似振奋人心，但却隐患无穷的口号，叫做“唯才是用”。他在求贤令中明确表示即使奸盗之徒，但凡有才，亦必厚用之。疯狂地打压世家门第，摧残传统道德，而他子孙的江山也终于失去了世家门第的支持，被司马氏夺去了。而司马氏终究是阴谋起家，弥补不了曹氏对世家门第的伤害，从此，世家门第渐次脱离了政治，偏向了山水酒精中去了。太学之清议也渐次沦为了魏晋之清谈。
东晋南渡之后，门第世家在新的地盘上开拓着自己的殖民地，和王室政府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们为官不过是为了自身一家之私利，一统中原的雄心，早已从他们心中淡去。偶有几个雄心勃勃的人（桓温）亦终究难以抵挡整个社会之消沉，东晋终难扶起，而光明理想之种子却又在北方悄悄萌芽。
东晋南渡之时，世家门第分为两派，一派是跟随南渡的比较先进的，比较有势力的家族。而另一派是没有跟随南渡的比较保守的弱势家族。这些比较保守的世家，仍然守持着东汉时期的门风，而当胡人来临时，不得不与之合作（当时汉人知识分子都是得学鲜卑语的，和现在学英语一样），在胡汉合作之下，有了孝文帝之新政。孝文帝之汉化，汉服仅是风俗之改革，落实在政治上，影响深远的的政治举措要之有二，一则均田，一则府兵制，均田使得农民有了生存之依据，府兵使得军人有了其应有之尊严（这之前军人的地位和囚犯是一样的）。而隋唐皆承北周制，而北周之制度亦从此处而来。和胡人碰撞下的产生的新兴的汉文化，终于造就了后来隋唐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