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成于民族危难之际，于仓促流亡中作成，然则艰苦的条件却未能影响此书之博大，作者识解之渊博、见地之透彻，纵使七十年后翻看此书，亦多能得其教益。作者作书本意，或在加强国民信心，增强国民的凝聚力，故而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历史得失，即在今日，故不乏其可叹之事，亦颇有其可鉴之处。若议废封建、魏晋官制、北朝改革、安石变法，其事或成或败，其议或褒或贬，观其是非而览其得失，亦多于吾辈切己修身处，多有所教言，故以其要略而录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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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史之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材料。然而中国之国民却是极其缺乏历史智识的。所谓历史智识即是让历史材料服务于当今社会，能够解决当下的问题，历史材料为前人积累，而现代人需挖掘出有补于时代的东西。故先有尚书，后人结合当时所需，又弄出春秋，又弄出左转、史记。事情终是那些事情，而历史智识却大不相同。为什么说现代人缺乏历史智识，就以当今（成书之时，下同）历史诸学派言之：
当前历史学派分为三类，传统派、革新派、考订派。以下分别论述其不足。传统派擅长记诵，与当前现实没有什么关系，然至少尚能修养品性；考订派假借“科学方法”之名 割裂史实，以活的人事换死的材料；而革新派，往往急于求智识，怠于求材料，常常用胸中臆测的全史来指导当今的现实。综上，三类史学派并没有推进历史智识。下面以当前最热门的革新派来举例。为了改革政体，提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为了革新学术思想，提出“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学习历史？分三个主干
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
而中国历朝历代的发展规律则是，在其中一个方面有所进步，因此，在研读历史时，需把握每个朝代进步的重心。例如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
以下分别就政治、学术思想、社会组织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历史的进展。
1）从政治上来看，中国与西方不同，罗马政治为一个中心向周围武力征服，而中国则是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政治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封建变为统一；第二阶段，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第三阶段，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以专制政体诟病古代政治，没有考虑到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仕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民权宪法不过是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宣传而已。
2）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学术很早就从官方的政治中脱离，形成一种平民学术（孔子），而且学术很早就脱离了宗教的羁绊（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学术思想在民间而不再官方，不同于罗马，因此，即使上层统治阶级堕落，中华文化亦能绵绵不绝，即使异族入侵，也能使异族同饮文化的洪流，以灌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
3）就社会组织而言。中国自秦朝以来，即为中央一统的格局，更没有世袭的封君，因此不足以言封建。而佃户卖田租于田主，只能说是一种经济契约关系，不能把田主当贵族封君，把佃户当农奴。西方只言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所有社会必居其一。这种看法，亦只能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中国不必要削足适履去生搬硬套。
再来看看中国古代的种种弊病。一民族一国家的演进，有他的生力，亦有他的病态。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曲折上升的。然而一个人生病了应该进行医治，而不是放弃治疗，社会亦然。古代社会盖有一下几点弊病：1）反观历史上的种种大乱如陈胜吴广、隋末、明末、清末农民起义皆是极大损耗了国家的元气（以隋末而言，战乱后，贞观盛世的人口数，仍不及隋朝大业年间）。2）中唐以来，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渐远，常常出现王室与政府骄纵专权。3）社会豪强巨富日趋平等，造成贫无赈，弱无保，政府一旦失灵则民间不能自振奋。4）政府与民间的沟通，全靠科举，而应举之人，逐渐之志于自身的身家富贵与温饱，漠视民间疾苦。5）明朝废宰相，将政府置于王室之下，不免被独夫专制黑暗所笼罩。
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虞夏时代）
大抵尧、舜、禹之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转述而理想化了。
中国人立标杆的习惯，盖从此始。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虞夏时代）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西周兴亡）
西周的重要贡献在于封建体制的创兴。以下简述周初封建的概要。武王灭商之后，并不能完全铲除商人的势力，因此，封纣子禄父于殷，为了防止商人再度作乱，又设立三监（管叔、霍叔、蔡叔）。然而武王崩时，天下未定，成王继位而周公辅政，管叔、蔡叔心中不服，在武庚的挑唆下，乘机作乱后被周公平定。于是进行了周人的第二次封建，重新划分了各个封地的范围（靠齐鲁将势力拓展到海滨，靠卫国占领了殷人的根据地，分封宋国以示无意灭殷族，诸如此类）。
任何一个国家，必有其立国之形势。此种形势需由国力来支撑。不断用力支撑此种形势，而求其强韧与扩大，即所谓“立国精神”与“立国理想”，相当于此种形势之各项措施，即所谓“立国规模”。一个国家知有此形势与规模而继续不懈，此为国家之自觉。待此国家理想消失，精神懈靡，陷于不自觉之睡眠状态，则规模渐坏，形势日非，而国遂不国。
周人的立国形势是坐西朝东，不断向东方输送武力。待到王室衰微，幽王见杀，平王东迁，东方诸侯疑平王有弑父之嫌疑，因而王室不为正义所归附，仅有秦、晋等国，各怀鬼胎，扶助王室，不过是为自家，而周王室的威信亦扫地已尽，遂成春秋之霸局。
第二编 春秋战国之部
第四章 霸政时期（春秋始末）
春秋时期因孔子作春秋而得名。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霸前时期、霸政时期、霸政衰微，大夫执政时期。分别叙述如下：
1）霸政前期。平王东迁之后，由于不为正义所归附，在东方首先没能得到鲁国的支持（鲁国是周王室最亲，最有地位的诸侯），王室衰微（周郑交质），王命不行。由于王命不行，导致了列国内乱、诸侯兼并，戎狄横行。所谓戎狄者，只是生活方式不同，采用游牧方式，最主要是南方的抱帝国主义兼并政策的楚国，北方的抱掠夺主义的中山北戎。
2）霸政时期。霸政就是所谓的齐桓晋文之事，列其要者有四：尊王、攘夷、禁止篡弑、裁制兼并。霸政缓解了由于王室衰微，王命不行导致的种种病症，可谓一种变相的封建，使得封建制度得以苟延馋喘。其事始于齐，赞助与宋，完成于晋（晋之所以强盛，在于不畜群公子，晋无公族，多用异姓，但亦为此后三家分晋埋下伏笔）。纵观霸政，有几个要义：保持了城市文化，使不至于沦亡于游牧蛮族，保持了封建文化，不至于即进为郡县制国家。其大势为文化后进诸国，渐次征服文化先进诸国，而自己亦为先进诸国所同化。
3)霸政衰微，大夫执政。大夫执政衍生于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亦因此崩倒。起初，各国人口较少，旷地极多，后来人口增加，多有城筑，诸侯开始分封其大夫（衍生于封建）。其后，大夫互相援结，形成一种诸侯大权旁落之形态，大夫篡位，造成了战国的新局面（封建制度崩塌）。
再来略谈一下春秋时期的文化状态。春秋时期虽屡有战争，然而当时国际间的主流仍是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的修养与了解。即使在战争中，犹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信义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与富强攻取之上。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此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之渊深博大处。
第五章 军阀斗争之新局面 （战国始末）
首先梳理一下战国分期。大体上，战国时代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三桓强于鲁）。各个诸侯国渐次过渡为新军国。诸国中，受封建文化束缚越深，则改进越困难，故而鲁、卫渐衰而齐、晋只霸于春秋，而秦楚迅速发展。第二期是军国成立后相互斗争的时期。这一时期，有可分为四个阶段，从梁惠王称霸到齐威、宣、湣三世称霸，到秦昭王称霸再到秦灭六国。
其次，梳理一下从宗法封建到新军国的种种变迁。大体有一下六点：
1）郡县制的推行。政府直辖下的郡县，代替了贵族的封地。郡县制始于晋，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形成的原因。而君权则脱离了宗族集团的束缚，得到了加强。
2）井田制的废弃。原因有二，首先贵族采地逐渐取消，而直属国家土地日渐增多。其次在于税收制度的改变，从井田制变为履亩而税（早期农民智识浅陋，脱离贵族则不知如何从事农事，无法生存，因此有井田制，后来贵族日趋腐化，而农民民智渐开，各自尽力于私田，公田收成转恶，因此逐渐按田收税）。履亩而税的直接结果导致了民田可以直接买卖，兼并日起。
3）农民军队的兴起。之前军队只为贵族保持低位的一种事业，平民无力参与，贵族渐次奢侈安逸，而战争却逐渐扩大，农民军队成为一种新的需要。贵族失其低位，而渐次设立以军工得官的制度。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今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的兴起与井田制的废弃为新军国富强的两个手段，促进了宗法封建贵族之崩溃。
4）工商大都市的发展。工商业亦由贵族垄断变为自由经商者。
5）山泽禁地的解放。以前农民只能务农，现在逐渐侵入到贵族的私人领地，山泽禁地，而贵族无力阻挡，只能加以税收。故曰“征商”主要由于其在之前为征讨对象。
6）货币的使用。
纵观宗法封建到新军过的变迁，则贵族私有的诸多项目逐渐平民化，如农、工、商、兵。而更重要的，在于学术思想的平民化。
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
从春秋到战国的一段剧变中，最重要的是民间学术的兴起。本章主要讲述民间学术的沿革。分三个时期讨论，分别为战国初期，战国中期和战国末期，战国初期的思想，主要为批判批评贵族阶级。战国中期思想，转而为对学术自身出路的思考，即学术如何应对政治。第三期则为政治界如何对付学术界的问题，即思想智识的统治问题，为秦汉之大一统政府开先路。
战国初期。上古学术为贵族阶级所特有。贵族封建，立足于宗法（以一家而言），国家即是家族的扩大。而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宗庙里的谱牒就是政治上的名分，因此，宗庙祭祀是古时候一件大事，宗庙里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盖在上古之时，宗教、政治、学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礼的动摇，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名分动摇，如“八佾舞于庭”）。在这个时候，往往知礼得的贵族位于下层，不知礼的贵族位于上层。那些知礼的贵族们将这些“王官”的贵族学术传播于民间，形成了民间学术，是为“百家”。百家之首是为儒家。
儒家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他脱胎于贵族的王官之学，将王官之学变为人类社会共有的学术事业，其诞生的意义在于用礼的观点去批判堕落贵族的非礼。孔子居文献之邦，故能得大成其学，他对于礼不仅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而且还注意到礼的沿革及本源，欲以此改进当时的世道。孔子不仅从历史的观点来批判贵族的非礼，还从人性的本源去探求礼的起源，孔子认为，祭礼来源于人的报本反始的心里，来源于人类孝悌知心，孝悌知心推广之后便是仁，是忠恕，是维系人与人关系的基本，而此等心里状态，本于天性。孔子的这一提法，贯通了生死、群己、天人等诸多问题，或许已经道出了人类社会种种结合的最高原理。孔子不禁创立了儒家，而且还开启了游仕的风气，孔子实已超出了狭义的国家观念，而贡献其理想于当时之“天下”，此种游仕精神为后起学者所承袭，到底造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国。
继儒家之后，又有墨家，墨家创始人为墨子，“墨”是古代一种刑罚，为下层劳工所创之学术。墨为工人，亦居住在城市中，更容易接受学术空气的熏陶，而且工人集团而居，更易自称家派。墨家对于贵族阶级的一切生活皆持反动态度，否定礼乐（认为太奢侈），提倡节俭，认为丧礼过于浪费，与其用在死人身上，不如用在活人身上。理论上提出兼爱，兼爱是一种无差别的爱，要求视人之父如己之父，兼爱的本源是为“天志”（对比儒家，儒家讲求的是仁爱，仁爱是有差别的爱，其来源是良心，仁爱是一种有差别的爱，人只能先爱自己，再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在推而广之，而墨家将这一过程抹杀了）。儒家是一种良心教而墨家是一种苦行教，良心与苦行实乃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然而，苦行必本于良心，而良心未必限于苦行，因而，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
儒家与墨家都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来反对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右派，而墨家教激烈，可说是左派。以下战国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的范围。（右派有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左派有道家、农家）右派皆积极向前，因此比较温和，得以保持乐观，左派常偏于消极倒转，易陷于悲观。
本段探讨学术路向之转变。1）继孔子之后，儒家思想转入消极（如子夏，曾子）盖因那时候的儒家，不仅武力推翻上层的贵族，还要受他们尊养奉事，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高自位置，傲不为礼的态度，是一种变态的士礼。当时的贵族对于平民学者已经有了让步，盖因平民学者具有他们所不具备的一些技能，绝非因为他们的政治理想。2）随后兴起的法家，其用意在把贵族的阶级次序重新建立，此仍是儒家精神，其代表为商鞅、吴起。（商鞅、吴起皆是把魏国那套富国强兵的办法用于秦、楚，然则魏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本身晋无公族，且魏新篡弑，根本没有什么封建旧势力的阻挠。所以这两位都招来了杀身之祸）3）再之后，游仕地位逐渐提高，而他们拼命苦干的精神却日渐衰颓。渐渐变成以术数保持其禄位的不忠实的态度（如申不害）。4）游仕得势之后，不禁以术数保持禄位，不肯竭尽忠诚，他们还各结党羽，各树外援散布在列国的政府中，为他们相互间谋取私利，形成了纵横之局势。
士气高张（战国中期）。这一时期，游仕逐渐开始注意到自身的出处和生活问题，注意力已从贵族转向了自身。大约可分为五派：劳作派、不仕派、禄仕派、义仕派和隐退派。平民学者的地位亦逐渐提高，当时平民学者的声气和地位已超出孔子之上。平民学者地位提高，而贵族阶级对他们亦逐加恭敬。从国君养贤变为公子养贤，出现了战国四公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然而所谓的门客中，真仕少，伪仕多，只见游仕们起眼高张，却不见他们的真贡献。然而高张的士气，终给了士人们一个发挥的空间（即如鲁仲连，如天外游龙，岂四君子所能致耶？然仲连以一游仕，立谈之顷，能挽回秦、赵交争国际向背之大计，此等气魄意境，后代社会殊不易见。亦正因在士气高张之时代下，故得成此伟绩耳。）。
**反动思想（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主要在于政治如何对待游仕。高张的士气，引发了反游仕、反文学的思想。主要有三个代表人物，老子、荀子、韩非子。1）老子的理论反动最为彻底，反尚智、反好动、反游仕食客。主张在上者无为而治。2）荀子主礼治。以一种新的人伦观点（以才智）重新定义社会等级，废除世袭贵族。秦汉以下政治便是此道路。3）韩非主法制，他是一个偏狭的国家主义者，主张贵族阶级统治者的私利而谋求富强。
老、荀、韩三家立论不同，然而都主张裁抑战国末年游士高张之气焰。三家议论都为秦汉统一政府开先路。
第三编 秦汉之部
第七章 大一统政府之创建（秦代兴亡及汉室初起）
秦朝统一的意义。主要有四点：
一、确立了中国版图；
二、抟成了统一的民族；
三、创建了全新的政治制度；
从此以后，封建制度废弃，郡县制确立，平民、贵族阶级的对立日渐消除。后来历代虽有名义上的封王、封侯，然则地区的实际治权始终牢牢把握在中央政府手里，以至于后来的封王、封侯均常住京城而不就封，只是享用一份俸禄。封王、封侯逐渐成为了一种荣誉，而非实权。
四、奠定了中国学术思想。
有如下几种观点：
1）大同观。王道与霸权即“文化的世界主义”与功力的“国家主义”之间的区别。先秦思想趋于前者，形成了超越国家、反对战争的思想。
2）平等观。有两种思想，“贵族主义”和“平民主义”，先秦思想趋于后者。
3）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即“宗教”与“社会”之辨。先秦思想趋于后者。
先秦思想饱含人生修养之教训，社会处事之规律，是为先秦学说共有之精彩。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
秦国富强之原因。秦之富强，得东方游仕之力为多，彼辈皆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若使东方贵族机体不推翻，当国者尽如平原、信陵、屈原、韩非之徒，平民学者不出头，游仕不发迹，一般民众皆受狭义的贵族政体之支配，则秦人力量便不够并吞东方。秦藉东方人力得天下，自不能专以秦贵族统治。故始皇虽为天子，子弟下侪齐民为匹夫，更不封建。虽系始皇卓识，亦当时情势使然。
而秦以一皇帝高出公卿之上，固若王室益尊，异乎前轨，然亦事势推迁所必至【公、卿、守、令百僚若世袭，则仍是往者封建覆辙。若王位不世袭，则易启纷争，非长治久安之局】。非秦君臣处心积虑欲为此以便专制也。【为君者无此力量，为臣者无此心理】。
只有东方封建体制崩塌，封建贵族不足以垄断学术，贯彻狭义的贵族政体，才有了平民学者的兴起。而在这种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平民学者，自然趋向于封建体制更弱的秦国，于是早就了秦朝的统一，秦朝恰好站在了时代正确的位置上。而游士们参与政治，自然必须出让封建贵族的利益，因此郡县制成为取代封建制的必然。废封建、行郡县是时势所趋，中央集权，王室独尊亦是时势所趋。
秦朝对大一统政府的努力。
1）废封建，行郡县。李斯学术上承荀卿，始皇亦本于息战弭兵之见地，不复封建。为了防止封建复辟，李斯建议焚书以消除封建的理论根基，不得不说矫枉过正了。欲谓其愚民，则去实情稍远。
2）收军器，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以解消封建时代之武装。是为秦国君臣一种弭兵理想的实施。谓其欲行专制，则殊欠平允。
3）又建设首都，移东方豪家十二万户于咸阳，兴建筑。造成全国共仰之新首都，于统一精神亦殊重要。
4）巡行郡邑，筑驰道。
5）统整各地制度文化风俗。
6）开拓边境，防御外寇。
纵观秦朝的多项制度，虽有时显得过于激烈，然则此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大体言之，秦代政治的后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此项理想，渊源于战国之学术。】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
秦朝衰落的原因。秦代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惟在战国兵争时代，以军功代贵族，秦民力战于外，归犹得觊功赏。及天下统一，秦之政治亦渐上文治轨辙，而一面仍恣意役使民众，此等皆为苦役，与以前军功得封爵不同）。如秦得天下，尚沿旧制，如以会稽戍渔阳，民间遂为一大苦事。秦朝终为一贵族之政府，到底脱不了欺压民众的贵族气（役使民力逾量，即是十足的贵族气味）。
汉初思想发展。平民政府的创建，是为一种不可抗的进程。然而汉朝立国之初，却产生几许反动思想。第一个是封建思想，欲返回封建制，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第二个则是无为而治，汉初政府代表了农民的朴素思想。后来终于为申韩的法家思想所取代。中央政府一面削平吴楚之乱，一面任用酷吏裁抑游侠与商人，中央政府的权利与尊严逐渐巩固。
统一政府必须完成两大使命，一曰统一，一曰文治。汉景帝完成了统一，而文治则成于武帝。
第八章 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由汉武帝至王莽）
古代封建社会从战国开始逐步崩塌，军人、游仕、商人不断从平民社会中崛起，攫取贵族的特权。本章主要论述西汉社会演进。
农民与奴婢。西汉初年，农民主要承担有田租和算赋，田租为使用国家土地应缴纳的租金，按土地征收。而算赋本源于战国时期，每次战争，农民都有赋税，而战国连年征战，赋便成为一种常态，按人口征收。除此之外，农民还需承担兵役。在这种环境下，农民承受了极重的负担，不得不出卖耕地，而出卖耕地之后，生活不免更苦，不得不出卖自己为奴婢（奴婢不用自己交算赋，主人代交。西汉的奴婢绝不同于西方之农奴，其生活条件相对较好，有乐生之望，故许多人甘愿自卖为奴）或者亡命（脱离籍贯，沦为流民，在当时是非法行为）。商贾必盛蓄奴婢，任侠必多匿亡命，二者形成汉初社会之中层。
商贾与任侠。以钱币买奴力以逐利长产，经营货殖者为商贾。以意气情谊收匿亡命共为奸利，甘触刑辟而市权势者则为任侠。任侠既以意气肝胆匿亡命，则亡命者亦出肝胆意气感激相报，乃至作奸剽攻、铸钱掘冢之类，无所不为。任侠与商贾，正分攫了往者贵族阶级之二势。一得其财富，一得其权力。
政府形式。最上层的官僚是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即军人阶级。而其下的官僚则多半由郎吏出身。郎官是随从在皇帝近旁的一个侍卫集团。郎官主要由三种方式产生，荫任（变相的贵族世袭)、赀选(富人)和特殊技能（皇帝私人）。如是则当时的政洽组织，第一层是宗室，第二层是武人，第三层是富人，第四层是杂途。
士人与学术。惟汉室初尚黄老无为，继主申韩法律，学问文章非所重，学术尚未到自生自长的地位，于是游仕食客散走于封建诸王间，以辞赋导奖奢侈，以纵横捭阖是非，文学之与商贾、游侠，同样为统一政府之反动。中央王室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在此种种不安定不合理之状态下，中央政府觉悟到必须改变其态度，而要一积极勇敢的革新。于是遂有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为西汉文治政府立下一规模。
复古更化。西汉的文治思想是从贾谊开始的（论治安策）。列其要者有：
一、设五经博士。博士逐渐从术士杂流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专门研究历史政治的学者。在政治上见见发挥重大的影响。
二、为博士设立弟子员。从此以后，渐有文学入仕这一途径，逐渐代替荫任与赀选。为士人政府奠定了基础。
三、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
四、禁止官员经商，裁抑兼并。从此社会上的富人阶级逐渐转向，儒林中的人物逐渐超过了货殖传。
五、打破了封侯拜相的制度。丞相是副天子，天子代表了国家之一恒久精神，不可轻易更换，而丞相则可撤换。丞相不再只属于某一阶级，军人与商人两大势力逐渐为士人所取代。
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
王莽受禅。汉儒有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变法和让贤，二是礼乐和教化。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出一王莽，可谓时代之进步，王莽受禅后的政治，多抱以裁抑兼并、消弭贫富不均之思想，近似于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然则王莽失败在于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之政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多迂执不通情实处。大体而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王莽的失败，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
第九章 统一政府之堕落（东汉兴亡）
王莽之后，由光武帝刘秀创建的东汉只是大一统政府一堕落的过程，这一点仅从东汉皇帝的寿命便可知一二。所谓统一政府之逐渐堕落，可分为王室的堕落和政府的堕落。本章主要讲述王室的堕落。分三个方面来讲，王室本身，外戚，宦官。
王室本身的堕落。一个贵族家庭，和大自然隔离，终不免走上堕落的境地。东汉诸皇帝多童年继位，夭折以及绝嗣。而新立的皇帝亦多择童年。于是母后临朝，从而外戚得以专政，君主与外朝不相接近，多谋诸宦官，而外朝名仕则多与外戚结交以图谋宦官。
外戚本末。汉承秦制，废封建，只有天子世袭，而丞相、御史大夫皆不世袭。天子高高在上，其势孤危易倒，故需有人扶助。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以一孤危天子，其势必不长久，故而汉初略复封建，以宗室、功臣、外戚相为扶助。而宗室以其地近而势逼，只宜封建，不宜辅政；功臣传世渐久而不能保其低位。于是，王室依仗，唯有外戚。
那么为什么不用宰相辅政？武帝以后，中朝（王室）、外朝（政府）始分，宰相为政府领袖，而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辅政，其职全由外戚任之。（宰相亦本为王室私臣，政府、王室分离之后，成为政府之领袖，而王室便用大司马大将军为其私臣，叫做大司马大将军，正见军人本为王室私属。）
外戚有客观之尊严，而无世袭，其事最少弊。光武中兴后，削减外朝权利，移植内朝，致使外戚用事于内，而外朝无以抗衡，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大退步，显然为统一政府之堕落。
宦官本末。宦官本自于俘虏或者罪罚之人，然亦多处于贵族阶级，故邢而用之。到了武帝王室与政府脱离之时，三公九卿这些原本王室私属的官员亦纷纷成为政府服务的职位。宦官恰好填补了这一分化带来的王室私臣的空缺。此后王室与政府逐渐脱离，王室逐渐走向了腐化。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
在政府的日益提倡和民间学风的昌盛下，士人阶层逐渐在政治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当时士人在政治上的表现，要之为清议与门第两项，而此种地位的提升，多赖于政府的察举与征辟制度。
察举与征辟制度。在地方的察举与公府的征辟制度为东汉士人入仕的两途。
两汉的察举制，大致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此项制度，使得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同时，全国各地之郡县皆能平均参加中央证据，对于大一统政府的维系，极为有效。同时，政府用人，渐渐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使得政府性质逐渐从王室关系中脱离出来。
与察举相辅并行的还有征辟制度。而东汉公卿尤以辟士为高。此等制度，使在野的声名，隐然有以凌驾于在朝的爵位之上，而政府亦得挟此自重，以与王室相颉顽。
太学清议与党锢之狱。清议，即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为官者一旦触犯清议，便会丢官免职，被禁锢乡里，不许再入仕。政府之征辟皆以一时之清议为转移，清议使得名高志洁之人能够参与政治，然而，清议发展到后期，讥评政治之风大减，只为一种形式上之清谈，进而促成了魏晋之衰运。而由清议促成了党锢之狱，党锢之狱指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宦官势力日盛，而士人不得不借助于外戚之势力，然则外戚本为一堕落的阶级，终于与之两败。
门第。因当时学术环境不普遍，因而，学术仅限于某些家族，即所谓累世公卿。在加之当时察举并无以客观的标准，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阶级人的手中即所谓的门第。形成了变相的贵族与变相的封建。
东汉士族风尚。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他们实有尽多优点。但细为分析，似乎东士大夫常见的几许美德高行都和当时的察举制度有关系。列其要者，如：久丧、让爵、推财、避聘、报仇、报恩、清洁。（让爵、推财，即己不受，让之于弟，颇似太伯让于文王之意。然则在一个大的清议的环境之下，让者固高，受者实卑，以人之污，形己之洁，实非平道）
东汉士风亦自有其缺点。其一在于过分看重道德。道德本为人人应具有之基本修养，并非一个可以评判高低的依据。以道德来评判人物高下，造成了社会上种种不近人情的怪现象（久丧），更甚则趋于虚伪。同时，过分重视道德，导致了重视虚名而忽视了实际（在党锢之狱时争相下狱，以为志洁，坐等宦官屠戮而终无所抵抗，颇似明末之“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其二在于他们的道德似偏狭隘。他们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实际的效果，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而忽视了社会与国家。故王室倾颓终不能再建。中国的历史转入了长期的衰运之中。
然则东汉士人正是有了一种共尊的道德，有了一种足以另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倾颓，而他们终究做了中流砥柱，个别保存了他们门第的势力和地位。
第十一章 统一政府之对外（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式）
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广袤，使得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外的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而转移。本章首先对比了西汉与东汉的国力，随后将西汉和匈奴的关系，以及东汉与西羌的关系做了对比。
从国力上而言，东汉不如西汉。先就建都而言，西汉都长安，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方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从长安向西北延展。因而，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光武中兴，关中残破，改都洛阳，从此，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免停滞，不再向西移动，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势必不能稳定。（到了宋朝以后，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东北，而不是西北，因而需将首都定在北京，亦是为了协调国内文化与武力的输运）其次就人才而言，西汉正当古代贵族阶级破坏之际，各色人物平流竞进，并无区别，才有了张汤、东方朔等奇才。到了东汉之后，朝中士人多半出于儒林之中。
西汉与匈奴。秦始皇对匈奴采取一种驱逐的态度，到了高主时，由于白登之围，采用了一种和亲的政策，然则和亲政策并不能持久，在匈奴方面，一旦汉朝稍有松懈，便又好劫掠，在汉朝方面，一旦国力充盈则不会甘心于此屈辱之政策。终于到了武帝之时，开塞击匈奴。匈奴的社会组织并不如中国的强韧，则可寻其主力一举击破，便可一劳永逸，较之消极的防御，为利多矣。
东汉与西羌。西羌并不算太大的外患，然而东汉政府却不能解决，其原因还在其政治上。羌患平定，汉室亦疲。接下来便是长久的衰运。当时的士大夫见朝事无可为，纷纷拥兵自立，尚足为功名之一经，因而造成了一下三国分立的局面。
第四编 魏晋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长期分裂的开始（三国时代）
自东汉末年三国之后，晋室重新一统中原，不就便又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分裂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旧政权必然覆灭，其二，新政权不能马上建立。旧政权之必然覆灭前文已详。以下简述新政权之不能马上建立的原因。最后讲思想界的情况。
新政权不能马上建立的原因其一在于散漫的农民在饥饿线上临时结合起来，其力量不足以推翻旧势力（以中国之大，纵使有大的饥荒，亦必有丰收的地带，因此要使一般民众一致振奋，须借助于宗教与迷信，然则宗教迷信质地太差，容易发动，不容易成功）。其二在于把握着时代力量的名士大夫，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的国家如何建立。士大夫的不用心也可分为两个原因，首先在于他们已有一个离心力，容许他们各自分裂，其次他们没有一个更健全、更伟大的理想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下面分别阐述这两点。
离心力之成长。有三点导致了离心力的成长。首先东汉地方长官位高权重，并得以久任职，俨然如古代一诸侯，仅仅是不能世袭罢了；其次，由于郡太守皆能察举幕僚，因而当时的郡吏都报以一种双重的君主观，以太守为君候，而不知有天子，甚至道义上亦只有一个地方政权；最后，在思想上，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这些离心的力量，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理想，未尝不能挽回，惜乎魏晋以来的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
新政权的黑暗。曹操因为自己的家世，对当时的门第似乎有意摧抑，鄙视道德，提出唯才是举，虽无德之人亦用其才，他想用循名责实的法制精神来建立它的新政权，然则它的政权前半段挟天子以令诸侯，后半段的篡弑，皆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中勾结当时的几个贵族门第，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司马氏似乎想用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但他们只能提出一个孝字（“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李密，《陈情表》）,而不能不舍弃一个忠字，亦然只能为私门张目（若提忠字，自己便站不住脚，若不提，则便依着东汉士风，向着私人家庭中去）。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然则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
正惟如此，终不足以得人心之归向。直到五胡时的石勒，尚谓“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天下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
思想界之无出路。在这一时期，作为当时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即名士之流，反映在他们思想上只是反动回惑、消沉无生路（自身无积极之目的，只能对前期思想有所逆反）。
魏晋之思想过分重视名教，其弊端为空洞虚伪，于是有两派反动产生。其一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其二由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庄老（阮籍、嵇康）。然则提倡法制必须依附于一个正义的政府，曹魏、司马氏的政权全是腐化、黑暗、不光明、不稳定，于是名士皆转入阮籍、嵇康的道路。
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转变而为申韩刑法，再由申韩刑法转为经学儒术。现在是从经学儒术转为法家，再转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
第十三章 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西晋兴亡）
西晋的统一政府是大分裂时代中反常的变态而非常态。西晋王室有两大弱点：其一，没有光明的理想为之指导，已详前；其二，贵族家庭自身的腐化，晋室只是一个腐朽的官僚集团，与特起民间的新政权不同。
怀愍被掳与人心之反应。我们试一看当时中国人心对此事件之反映。
（一）帝王【如晋怀帝。】刘聪【渊第四子。】封怀帝为会稽郡公，从容谓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何骨肉相残？”帝曰：“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怀、愍二帝皆为聪青衣行酒。聪出猎，令愍帝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观，曰：“此故长安天子也。”故老或嘘欷流涕。】
（二）皇后【如羊皇后。】刘曜【渊族子。】纳惠羊皇后，问曰：“我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卜开基之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妾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后，羊元之子。】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始知天下有丈夫。”
（三）大臣【如王衍。】石勒执王衍，问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
己”，又谓“少不豫事”，因劝勒称尊号。勒曰：“君名盖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豫事！破坏天下，正是君罪。”遂杀之。【时庾敱、胡母辅之、郭象、阮修、谢鲲等，与王衍同在东海王越军中。敱等皆尚玄虚，不以世务婴心，纵酒放诞，而名重一世。越败，同被执。石勒曰：“此辈不可加以锋刃”，遂夜使人排墙杀之。】
（四）将军【如索綝（chēn）。】愍帝被围长安，使侍中宗敞送降笺。索綝潜留敞，使其子说刘曜，曰：“城中食犹支一年，若许綝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请以城降。”曜斩而送其首，曰：“帝王之师以义行，綝言如此，天下之恶一也。若兵食未尽，可勉强固守。”后既降，刘聪以索綝不忠，斩于东市。
（五）世族【如王浚。】浚，王沈子，【沈即奔告司马昭以高贵乡公之谋者，与贾充同为晋室元勋。】承贾后旨害太子。及乱起，为自安计，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并谋僭逆。【其部下有大量的鲜卑乌丸兵。】石勒伪上尊号，浚信之，为所执而死。【惠帝荡阴之难，死节者有嵇绍，文天祥正气歌所谓“嵇侍中血”也。绍乃嵇康子。又刘聪大会群臣，使怀帝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帝遂遇弑。珉，庾峻子。史称：“峻举博士，时重庄老，轻经史，竣乃潜心儒典。疾世浮华，不修名实，著论非之。”峻弟纯于宴席斥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大抵晋人高下，多可以其家庭风教判之。聪又使愍帝行酒洗爵，又使执盖，尚书郎陇西辛宾抱帝大哭，聪命引出斩之，此则偏陬小臣，殆未染当时中原所谓士大夫之风教者。】
“名教”极端鄙视下之君臣男女，无廉耻气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
文化中心之残破。长安与洛阳，长安代表着中国国力向外发展的一种斗阵形式，洛阳代表的是中国的稳静状态。西晋之后，两个中国的文化中心残破不已。
第十四章 长江流域之新园地（东晋南渡）
曹操依次荡平北方群雄，而独留蜀、吴，足见北中国之疲敝与南中国新势力之强盛。东晋南渡之后，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东晋南渡之后，常常有恢复中原之机会，但是，东晋并无北伐之意志。以下详细论述此点。
大抵豪族清流，非主苟安，即谋抗命。寒士疏门，或王室近戚，始务功勤，有志远略。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遂使“北伐”与“内变”两种事态，更互迭起。
东晋无北伐之志向，其弊来源于门第。东晋以门第立国，门第势力在朝廷政府中有着不可轻侮的地位。晋室如欲北伐，便不得不与门第利益相冲突，同时，门第自有其凭借与地位，并不需建树功业，故世家子弟，相率务为清谈。（清谈之风造成是时人不论是非，只问自己心下如何。若贪财而心无不安，即亦为高情胜致矣。两晋名士贪者极多，时论不见以为鄙也。能一切不在乎，自然更佳。）而有志北伐之人，不是晋室宗亲便是寒族疏士常招清谈派（即苟安派）之反对。不仅利害冲突，即意趣亦相背驰，故桓温欲立功业，而朝廷引殷浩相抗，而出师败衂，谈士快心。对外之功业，既不得逞，乃转而向内。且晋室有天下，其历史本不光明，故使世族与功名之士皆不能忠心翊戴。惟世族但求自保家门。英雄功名之士，意气郁激，则竟为篡弒。直到桓玄、刘裕，一面篡位，一面还是痛抑权门。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长期纷乱（五胡十六国）
东晋南渡之后，北方中国陷入了长期的纷争，史称五胡十六国。比较著名的有刘渊、刘曜、石勒、石虎等，其中，鲜卑因其汉化最深，故而得汉族士族支持最多，国祚最长。本章总结了胡人能够统治中国的原因，以及其本身的弱点。
胡人统治北方中国的原因，其一在于与汉人杂居，深受汉族之教育；其二在于客居汉地，民族内部比较团结；其三在于得到了汉族士大夫相当的支持。
然则胡人虽染汉化，但蛮性骤难以消除，往往而发，列其甚者，曰淫酗、曰残忍。此种性格在粗野之生活中，尚能放纵自适，一旦处于繁杂的人事中，则为大患。唯其淫酗，则其政治往往不上轨道，唯其残忍，则诸胡人之间往往相互屠戮，迄于灭尽。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齐梁陈）
本章首先就东晋与五胡、北朝与南朝做出比较，其次说明了南朝腐化消沉的两个原因：王室与门第。
以五胡与东晋相比，则五胡不如东晋，以北朝与南朝相比，则北朝胜于南朝。原因是东晋南渡之后，留在北方的士族力量薄弱，不足以转世运，而南渡之后的门第，本身亦固有其缺点，历久弥彰，逐次消沉，故南朝世运不如东晋。
王室之腐化。南朝诸帝起于微寒，与司马氏不同，他们极思力反东晋之弊，故而极力裁抑门第，任用寒人，外藩托付于宗室。其弊端有三，其一，门第精神，本是江南立国之本，他们摒弃了门第，却没有代以一个更高尚、更伟大的理想，则成落空。其二，任用寒人，不足以服士大夫之新，其三，宗室强藩并不能忠心翊戴，转促骨肉屠裂之痛（在汉朝已详，宗室只适用于封建，不适用于中央集权，故汉用外戚为大司马大将军）。
而就王室本身而言，既已脱离民众，又无一个合理的教育（家庭教育为门第所推崇，在这被一并反了），因此只稍稍熏陶到了一些门第的放情肆志，而没有浸沉到门第的家教门风，于是，在他们面前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由名士为之，则为雪夜访友，由他们为之则为达旦捕鼠。由名士为之，则为排门看竹，由他们为之则为到寺庙偷狗吃。名士一面谈自然，一面还尊名教，而南朝王室，既缺乏礼教之熏习，又不能投入自然之怀抱，蔑弃世务的，则纵荡不返，注意实际的，则残酷无情。
门第的腐化。门第自身本无实力，经不起风浪，故胡人蜂起，则引身而避；权臣篡窃，则改面而事。既不能戮力恢复中原，又不能维持小朝廷偏安的纲纪。在不断的政局变动中，多为牺牲屠戮，其幸免者，亦保不住他们在清平时代的尊严。
南渡衣冠之消亡，而江东气运亦绝。
第十七章 北方政权之新生命（北朝）
本章主要讲述孝文帝的汉化与北朝政治的上轨道。
孝文帝汉化。东晋南渡之后，留在北方的士族不得不与胡人合作，而这些士人则多以传统经学为业，绝无魏晋清玄之风（否则便跟随南渡了）。在此等空气酝酿下，终有孝文帝之迁都。孝文帝迁都有三点原因，其一，元魏体制，久已汉化，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的中心，其二，若想吞并江南，则不得不将重心南移，其三，元魏立国已久，一般鲜卑人不免有些暮气，此政策亦可与他人一种新的刺激。
然则迁都之后带来一系列之问题，其一是很多人不适应，以至于孝文帝杀了太子。其二，迁都洛阳的鲜卑贵族，尽是锦衣玉食，沉浸在汉化的绮梦中，而留守边疆的战士，却下同奴隶，一个国家，如果摆着两个极不相同的社会，势必釀乱。而鲜卑命运，竟以此告终。
凡历史上有一番改进，则必然会有一度反动，不能因为反动而否定其改进之本身，然亦须在改进中巧妙应对其反动，故不可以以将来之反动追难孝文帝。
北齐政治。汉人势力逐渐在北齐的政府中抬头，而齐政治亦渐上轨道。由唐及清皆本于隋律，而隋则本于齐。苏绰的六条诏书，悬为当时行政官员的新经典，官吏在政治上的责任又被重新提出，以前的官吏，皆为门资所应得，而此后的官吏则将为民众所负责，此种意识可以说是当时一个极大的转变。
第十八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东汉以来的士族门第，他们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成了变相的封建。
九品中正制度。曹操在其执政期间，对于门第，似有所裁抑，而到了曹丕，为了获取门第势力的支持，篡夺地位，不得不与之妥协，采用陈群建议的九品中正制度，该制度主要内容是：中央官员兼任原籍的中正，对于当地人才评定等级。九品中正制度取代了汉朝察举制度，使人才评定归于中央，所有人才皆入品级，如此一来，人才晋升全操之于中正之“品状”而非官员之成绩，此种制度本为三国时期之一权宜之计，然则门第世家以此为其政治上一护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虽无世袭之名，却有世袭之实，在势族的维护下，该制度终难更改。
学校制度。学校制度本为与察举制度并行之制度，当下朝廷用人尽操之于门第之手，中央政府威严扫地，其所办之学校失其作用，亦鲜有人问津。
南方门第与北方门第。虽然门第为当时社会之支柱，然则在南方与北方仍有极大的不同。主要有如下几个区别：
一、南渡者皆胜流名族，地位较高，滞留北方不能南避者，门望较次。
二、南渡贵族视南方为殖民地，极力抢夺，而北方贵族为了博得异族统治之重视，不得不厚结民众，增强地位。是故南士借上以凌下，北族附下以抗上。
三、南士处于顺境，其家庭组织趋于分裂而为小家庭。北士处境艰难，其家庭组织趋于团结而为大家庭制。
四、南方自东晋以至于南朝，王室对士族不断加以裁抑，而南方士族终于沦为消沉。北方自五胡以来，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与援用，北方士族逐渐握到政治只中心，终启隋唐之盛运。
第十九章 变相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在西晋即南朝）
汉末之荒残。
农民身份之转变。汉初之时，农民仍是国家之公民，随着连年的动乱，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依附豪强，豪强将其武装起来，成为部曲，农民由国家公民沦为豪族私属。到三国之时，已成只有兵队，而无农民之局，针对这种问题，魏国曹操、邓艾等采取屯田制度，这是一项化兵为农的伟大运动，却使农民的地位更加低下，以前是农民自有其地，向政府缴纳租金，现在是政府将荒芜的土地指派给兵队，政府自做豪民，农民的租税更重。这一制度导致了后来的户调制度。
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度。户调制是沿袭屯田制度的一种赋税制度，税率极高。而官品占田制则是国家给予豪强一个土地上限，以让他们退回私吞的土地，采用该种制度，一方面能够裁抑豪强，另一方面能够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对于人民来说，税率无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见，晋武以一立国之君，对民众绝无丝毫善意与德政，晋室不永，只此等处可见。
南渡之士族。南渡之士，在这片土地上做着殖民侵略的工作，俨然一副古代封建贵族之风貌。而这个时候的税收制度也由田收转成了口税，如此一来，贵族交的更少，农民交的更多，贵族盛占田地而无赋税之虞。宋孝武帝仿官品占田制度而设官品占山的制度，同样收效甚微。因此，至咸康以下，晋室高唱土断之论，土断指乔寓的人编入所在地籍贯，参与纳税，然而咸康土断亦黄白分籍（乔寓者白籍，土著者黄籍）。宋齐之后好不容易乔寓的特权取消，而因士庶不公的现象，很多人伪冒籍贯，规避税役。担当税役的依然是一些赤贫下户。
唯苟不能确立一种制度，而仅以宽假为讨好，宜乎不久流弊即滋矣！
兵士的身份与待遇。东晋以来，民归豪强，因而政府无兵可用，故常常发奴为兵，罪谪为兵，同时强迫世袭兵役，而那些衣冠士族自然不用服兵役，而有衣冠士族的特权阶级在上，军人阶级便没有他们的出身（否则则和士族想冲突），军人的身份，只与囚犯和奴隶相当，军人的地位如此，又如何可以为国宣劳，担当光复中原的重任，军人只是权臣内乱之利柄。待到谢玄北府兵出，而终有淝水之捷，而东晋王位终归于此系军人之手。惜乎刘宋以后，社会仍处在士庶对立的阶段，军人仍旧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第二十章 变相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北方起初与南方类似，在南方一片无可奈何的气氛下，在北方却一一有了新的办法。就此时代北方中国而言，重要举措要之有二，其一为北魏的均田制，其二为西魏的府兵制。
均田制。北方经过连年的战争，出现了大量的荒芜土地，富家大户荫冒土地之现象非常严重，均田制在于农民皆得以授政府之公田（露田，以其不能栽树），露田还授，则租收尽归公上，依赖于富家大户的农民得以再次成为国家之公民，同时，既已绝了富家大户之荫冒，均田制仍向其有所妥协，以为补偿。从此，整个国家形态由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曾经的封建领主，势力日削，故孝文帝改汉姓亦是为这些没落的封建领主谋一份地位。
对比南北形式，南方虽屡唱土断之论，然则其终究需保持士族阶层的利益，不如北方之公平，因而北方均田制能做成一个规模，而南方黄籍积弊，终难清理。北周租税稍重，其主事者苏绰每引以为憾事，其子苏威终于隋朝减民之赋役，此亦传为美谈，这种政治道德的自觉在南方亦是少见。
府兵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而其要者在于有挑选、有教训；而更重要的，在对兵士有善意，有较优的待遇。将此等兵队与临时的发奴为兵、谪役为兵，以及抽丁为兵相敌，自然可得胜利。古人所谓“仁者无敌”，府兵制度的长处，只在对自己的农民已表见了些人道意味。从此军人在国家重新有其地位，不是临时的捉派与惩罚。
府兵制另一个意义在把北方相沿胡人当兵、汉人种田的界线打破了。中国农民开始正式再武装起来。
所以自行“均田”，而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种族上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社会上两大问题，皆有了较合理的解决。中国的农民，开始再有其地位，而北周亦遂以此完成其统一复兴的大任务。
评价总结自行“均田”而农民始有乐生之意；自行“府兵”，而农民始无迫死之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临时抽丁，皆弃之也。】必待下层农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后世运可转。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
大体来讲，北朝完备的政治制度来自于其合理的政治思想。例如在于官吏的看法上，虽后世之人，亦逊之远矣。
北周书文帝纪魏大统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诸侯、立百官，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知其贤，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又自勉曰：‘天生儁七，所以利时。彼人主欲与我共为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于是人主赐以俸禄、尊以轩冕而不以为惠，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后世衰微，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君之命官，亲则授之，爱则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
魏书道武纪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天命诏、丙申官号诏，陈义皆至高卓。官号诏云：“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纣南面，虽高可薄；姬旦为下，虽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华门可以垂范。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此等语殆是崔宏笔。北朝士大夫对于政治见解远胜南士，于此可征。
马周之告唐太宗曰：“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傅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此等意境，直逊北朝诸儒远矣。
第二十一章 宗教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古代宗教之演化。古代中国所信仰之上帝是为一政治的团体的神，而非私家的个人的神，故而礼拜上帝之仪节由天子执行。（因而在当下，孔子、黄帝皆为公祭而观音等皆为私祭）。“天道远，人道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见见撇去了天道而以人道代之，产生了偏重人道的儒家思想，然则终究是一种折衷的方式，而墨家和道家则形成两个极端，墨家则极力维护古宗教，而道家则极力反对鬼神上帝，而后起的阴阳家根据政治需求，修改了古宗教观，造成了他们著名的“天人相应学说”。
儒家以“仁”济“礼”【“礼”为等级的，而“仁”则平等的。一般个人各自以“仁”为一切之中心；“礼”则只能最高结集于王帝，为唯一外在之中心。古人言礼本於天，极於王帝。儒家言礼本於仁，由于个人。惟仁即顾及群体，即仍有礼之存在，仍不能无等第。（单礼可以无分别，群体不能无分别；等第即分别也。）】在大群体之凝合中，充分提高了一般个人的地位；墨家一面注重大群之凝合，一面反对等第的束缚，【故唱“兼爱”。】而其缺点，则在个人之依然无地位。【故唱“天志”，抑且较古宗教为甚。】道家则专意要向大群体中解放个人，【故言“道德”，不言“仁义”。道德是各个的，仁义是融和的。】而结果达於群体之消失。“神仙”即是由大群体解放出来的个人
最高理想。
随后，古代一种集体的宗教观念逐渐为个人的利乐主义所替代，团体性的思想解散，个人自由发舒。道家思想过于偏激，这一推动皆由阴阳家所完成。
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大一统的政府逐渐腐败，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兴起，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舍儒而归道。王莽时代则是政府走向衰亡之最后挣扎，王莽的失败不仅是它个人的失败，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失败。古人的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渐次消失，相应于乱世而起的，乃是个人的私期求，于是后世之所谓道教开始流行起来，自张鲁灭亡后，方术见见失其低位，而大的理想仍旧缺失，故而，又从方术转向了清谈。
名士世族在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需要一种学理上的【情神方面、内心方面的。】解释与慰藉。瞿昙与庄、老，遂同於当时此种超世俗的学理要求下绾合。可见当时南方名士，彼辈对国家民族，政教大业，虽尽可捉尘清谈，轻蔑应付，然涉及其个人私期求，则仍不免要乞灵於从来方术之迷信。
魏晋南北朝之佛教。魏晋南北朝之佛教为佛教发展之一高峰，其原因有二，一者在于政治，依着在于佛教本身。就政治上来讲，北方统治者多为少数民族，其浅演暴戾之性格骤难降服，列其要者，一曰好淫，一曰好杀，而佛教恰为对症之良药，且其为少数民族故信“胡教”，此辽、金、元、清皆类似。
佛教发展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自身。首先佛教讲的靠自力而非靠他力，人人皆有佛性，此正与儒家人人皆得以为尧舜同理；其次，佛家主救世而非出世，主修行勇猛精进。因此，它完美地融合了道家的消极与儒家的积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积极的因素，其时中国实有不少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
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於斯途。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谐，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於乱世、没於污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
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乃同样求为人文大群积极有所贡献。惟儒家著眼於社会实际政教方面者多，而当时之佛学高僧，则转从人类内心隐微处为之解纷导滞，使陷此黑暗混乱中之人生得宁定与光明，则正与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异途同归也。
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小乘时期，大乘时期，天台、华严、禅宗创兴时期。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颇似中国俗间符录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大乘时期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而禅宗，则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绾合佛义於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总体而言，小乘徧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
第五编 隋唐五代之部
第二十二章 统一盛运之再临（隋室兴亡与唐初）
隋代国力之富足。隋代恰如秦朝，开统一盛运之先声。以其国力而言，异常富足，贞观年间之社会情况亦不足以与大业相比。隋代国力富足之原因有三：其一，周灭齐，隋灭周，均未经甚大之战祸，天下宁一，已有年数；其二，自宇文泰和苏绰以来，北朝君臣，皆重吏治，隋承其制而弗替了其三，为最重要者，在于社会阶级之消融，自古代以来的封建贵族与魏晋以来之门第世家，皆已消失，全社会皆平等统一于一政权之下，故下层负担轻，而上层收入足。（此与西汉初年亦有不同，西汉年间尚有异姓同姓之诸王侯，中央政权所直辖者，不及全国三分之一，王室虽恭俭亦不足为济）。隋朝至于王室生活之节俭，仅其余事。而在此时社会所需要者，乃为一种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惜乎隋文帝说不到次（文帝勤于吏治而无大度），而以下隋炀帝之誇大，又似太过了。
隋炀帝夸大狂。隋炀帝自己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熏陶，其后常以文学自负。文帝只知有吏治，并无开国理想与规模，而染受到南方文学与风尚的隋炀帝，已看不起前人的简陋了。而当时南方文学，本为变相贵族之产物，狂放的情思，骤然为大一统政府之富厚盛大所激动，而不可控勒。于是高情远意，肆展无已，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辙。
贞观之治。能把南方文学与北方武力、吏治绾合，造成更高更合理政权的，则是唐太宗。（政风皆沿北周，而礼文兼采齐陈）盖以唐君臣皆出贵胄。贞观之时的社会并不如大业，也正因如此，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隋相警惕，不敢骄纵荒佚，而成治世。
第二十三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
经过了四百年的长期分裂，终于有一统一政府出现，是为隋唐，而那时的机构又与四百年前大为不同。举其要者言之，第一是中央宰相职权之再建立，第二是地方政治之整顿。
宰相职权之再建。西汉初年的宰相、御史大夫，到了后汉之时转为尚书，曹魏以佐汉故，用中书，而疏远尚书，东晋则用侍中。这一转换是秦汉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魏晋以来，政治意识堕落，政府变为私家权利的争夺场，权臣篡弑，即剥夺相权，归之私属，而王室猜忌，亦用私属而非政府官吏，王室仅如一私家，参与到这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中。所以多出了许多类似于宰相的官职。直到政治再转清明，政府渐上轨道，君臣不相防备，而是相辅成治，中国历史终于走上光明之路。而唐因前制，仍用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中央最高机关，然则他们已经是正式的政府机关，而非王室私属。其职权分配为中书掌管定旨出命，门下给事中掌封驳，尚书受而行之，古代相权，一分为三。天子诏敕，必经中书宣出，又必经门下副署，以相权节制君权，以政府节制王室。而尚书负责执行，又分左右仆射，盖以一人则嫌于专擅，多人则相互推诿，不专责，易生同异。与汉代相比，则中书、门下略等于宰相，尚书略等于九卿。当时不行代议制的原因在于，权利分散则无以平衡帝权。
地方政治之整顿。两汉的地方政权俨如一封建诸侯，并不一一辖于中央，因而造成汉朝分崩离析之局面，南北朝时，中央政府既不像样，而地方政治则更糟。州县官皆以武吏军人为之，州县常为豪强私利而分割，州县无限划分，乃至领户日削，有名无实。大体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政治，只在离心力下演进，逐步变成封建性质的分割，结果地方政权日削，一到隋唐，地方政权转过头来再次统辖于中央，而这时的地方政权却再也没有两汉时的那种独立与自由性了，此实为中央集权更进一步之完成。
第二十四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唐代之贡举制。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为三途：一生徒，由学馆；二乡贡，由州县；三制举。其中以贡举为重，贡举每年一次，分诸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尤以进士科为盛。贡士得怀牒自列于州县，集试于中央。此制度的用意在于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这个标准应该1、公平，不容舞弊；2、准备简单、统一，以减免经济上之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3、能促进风俗教化的整顿，以辅助大一统政府的团结与巩固）来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制的另一个优点在于能免去地方政权的选择，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的存在，优秀分子参与政治，绝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因考试刺激，文艺、学术普遍发展；培养全民对政治的兴味，增强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统一政府之下。
唐代之租庸调制。庸调制由北魏均田制演变而来，租为田租，庸为劳役，调为布帛等。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庸调制的要义在于其轻徭薄赋的精神与其背后的为民制产的思想。唐室富盛，在于中央不尽取之于州县，不尽取之于民间。
隋唐的商业。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习见。自两宋以下，此风渐衰，盖以商税日重，商利日薄，宋虽亦是一个商业极其发达的社会，然则商利已大不如前，以至于明代大员，多务厚占田租而止。社会自唐中叶以下，既无特贵（以科举故），亦无殊富（以商税重，且多加裁抑），则力量渐于平均，故此后社会之乱，多由饥民骚动，所谓豪杰起义，亦渺不可得。
唐代之府兵制。府兵制源于西魏、北周。府兵无事耕与野，有事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而将归于朝。即免兵队擅权之弊，又无耗材养兵之苦。尤要者，在于府兵不是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西汉全农皆兵，一则士兵无有训练，不易作战，二则无需发动所有农民充当兵役。唐则兵农分离，故兵精。
总结。府兵和进士，实为农民出身发迹之两条路径，而在古代，武力与智识两项皆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平民不得分预，现在武力与智识皆从平民阶层中所培养。唐代的租庸调制，奠定了农民的生活，府兵制建立了健全的武装，进士制，开放了政权，消融了阶级，促进了全社会的文化。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密而伟大的系统下匀称、合理地凝造起来。至于唐人之诗文、艺术，皆为此盛况下所孕育，而非由此产生唐朝之盛况，亦不可只从太宗等少数几个人物上去究其原因。
第二十五章 盛运中之衰相（上）（唐代兵役制度与租税制度之废弛）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本章讲述了租用调制和府兵制由于精神懈弛而产生的畸形。
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更重要的是一种为民制产的思想。而其推行必先整顿籍账，此亦是中国严格的户口制度的源起。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至玄宗时，乃重颁租庸调法于天下，然则，此时创建租庸调制那份为民制产的精神已荡然无存，政府所欲，不过与民争利，因而版籍未加整理，欲求法令来挽回这一制度，却不求唤起此项制度之精神与意识，则亦徒然。政治意识的堕落，贞观时马周所言于太宗者，已远不及北周君臣，而此时亦去太宗时甚远。
政府务求苛刻，豪强兼并四起，租庸调制终于用无可用，乃不得不废弃而以两税制代之。两税制仅征租，不授田，视民之财力而征税，默许了豪强的兼并，促成了唐宋庄园的产生，同时，两税制因出制如，不符合农业经济情况，以货币征收，妨农利商。此制之创设本为利政府，而不为农民计。
以后的税制，只能沿着杨炎的两税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的路上去。正因为一个制度的推行，必有与其相副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从北魏到唐初，在中国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叶以后已不复有，则相隋而起的种种制度，自必同归于尽。
从府兵到方镇与禁兵。太宗时，常与府兵共习射，武后以来，府兵为人所贱，役使如奴隶，百姓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天宝以后戍兵还归者，无一二。府兵制的创建与推行，一面是由于对国家武装之深谋远虑，一面是由于对农民生活之忠诚恻怛。在此两种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创建与推行。
社会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骄纵日恣，对国家武装，不再有忧勤惕厉之。非漫不关心，即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对府兵本身，更没有一种合理的人道观念。从精神的转变，影响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天宝以后，只有所谓的方镇边兵与中央的禁兵。
边兵统于番将，禁兵统于宦官。他们既坐食优俸，吮吸人民的膏血，却并不能对国家社会有丝毫贡献，只促进唐室之乱亡，使中国史再钻入黑暗的地狱中去。
租税不整顿，农民生活无法繁荣；兵役不整顿，国家武装无法健全。后世中国遂想望汉、唐之富强而不可几及，这是重大的一种因素。
第二十六章 盛运中之衰相（下）（唐代政府官吏与时任之腐化）
政权之无限制的解放。科举制广泛应考，即是广泛地开放政权，然则士人充斥，官少员多，其势循至于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然而禄位仍然有限，因而在政海角逐中，渐成朋党，而在上者亦束缚困制。
以前的弊害，在于社会有特殊阶级【门第。】之存在，政权不公开，政治事业只操于少数人之手。现在的弊害，则因特权阶级逐步衰落，社会各方面人平流竞进，皆得有参政之机会，而政权一解放，政治事业时有不易督责推动之苦。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科举，以上所说，其先并不即是科举制之弊病，只是科举制亦在此种政权公开之趋势下存在。此后科举制逐步推进，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举一门之下，则上述种种病痛，亦全由科举制来保留。
后来的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因惟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开元以后，成为风气。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诗赋日工，吏治日坏。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征之一。
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唐代的政府组织，其第一可见的缺点，即为重规叠矩，有许多骈拇无用的机关。与官员日增相因并起的现象，便是官俸日高，这一个趋势，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发财分赃，而不是办事服务。第二，中央政府规模扩大，政权集中，官僚充塞，阶资增多；地方官权位日落，希求上进的自然羣趋中央，遂连带引起重内轻外之习。在这一种繁委业胜的政治情况之下，很容易叫人放弃了宏纲阔节，而注意到簿书案牍上去。最后，一面在分别流品，看不起吏胥；【诸司令史皆“流外”。】一面却把实际的政务，都推放在吏胥手里，【薄书案牍，皆其所掌。】这一个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第二十七章 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姿态（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
安史之乱以前。唐初的外患为北方之突厥，然则突厥骤盛，其政治组织并不完善，时生内乱，并不能构成大的威胁。而中国以农立国，地兼寒、温、热三代，国内贸易足以自给，国外通商非必需。而且从国外换回来的奇珍异玩，仅能引起国内贫富不均，以及风俗奢华，对于国民生计并无大用，对外战争除了防止侵略外常无所利。然则盛唐强大的国力，往往容易激起君主好大喜功，终流于穷兵黩武。至玄宗时，颇积极于经营边镇，然则那个时候开边太广，因而边兵不得不增加，府兵制既已崩溃，故而边兵皆招募所得，即影响了全国经济（府兵是不用钱的），又造成了外强中弱的局面。而诸镇的节度使权利过重，几乎是一个小的封建势力，而玄宗宰相李林甫又怕儒臣以战功进，尊宠间己，因而诸节度使多用胡人，而其士兵亦多为胡人。唐人既不严种姓之防，又不注重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仅养诸胡为爪牙，终酿成此大祸。这些胡人兵团只是吮吸了唐室的膏血，又没有得到唐室的教育，一旦羽翼成长，必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一面好大喜功，无限止的开边，一面又宽大为怀，全泯种姓之防，宜乎食此恶果。
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外患主要为回纥和吐蕃，而这些外患皆崛起一时，在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后转而衰落。文化不长进的民族，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只是害了他。此后西北由于长期受吐蕃蹂躏，耗竭不振，而东北则精华未泄，从此中国的外患逐渐由西北而转向了东北。
第二十八章 大时代之没落（唐中叶以后政治社会之各方面）
盛唐的光辉终因安史之乱而没落，自此以后，唐室政治常在黑暗与混乱的状态下敷衍和挣扎。
藩镇。安史之乱本为藩镇叛乱，而讨平安史之乱的亦全为藩镇，此后河北藩镇渐强，而政府亦采取姑息的政策，直到宪宗时才讨平，而宪宗死后，而藩镇又起，起先是镇将挟兵而抗朝命，随后镇将亦为骄兵所制。
藩镇带来的影响：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破产；
第二是社会文化水平之降低，在上则藩镇擅权，拥兵自全，与中央隔绝。在下则故家大族均随仕宦而不返，遂使“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五胡乱华之际，胡酋尚受中国教育，尚知爱中国文化，尚想造出一象样的政府，自己做一个象样的帝王。彼等尚能用一辈中国留在北方的故家大族，相与合作。唐代的藩镇，其出身全多是行伍小卒，本无教育，亦无野心，【此指文化上的野心。】并不懂如何创建象样的政治规模，只是割据自雄。有地位、有志气的士人，全离开了他们的故土，走向中央去。彼等亦不知道任用士人，只在农民中挑精壮的训练成军，再从军队中挑更精壮的充牙兵，更在牙兵中挑尤精壮的做养子。如是朘削农村来供养军队，层层驾御。黑暗的势力，亦足维持到百年以外。除非农村经济彻底破坏，这一个武装统治的势力，还可存在。因其辖地小，【并不像中央政府之广土众民。】故不感觉要政治人才，更不感觉要文化势力。如是，则大河北岸从急性的反抗中央病，变而为慢性的低抑文化病。从此以下的北方中国，遂急激倒退，直退到在中国史上【尤其是在文化上。】变成一个不关重要的地位。这全是一百五十年武人与胡人兵权统治之所赐；
第三是由于藩镇跋扈，朝廷不得不竭财养兵。其方镇兵奉命征讨，出境即仰度支供馈。每小捷，辄张其数以邀赏，实欲困朝廷而缓贼。朝廷财力竭，则以官爵赏功。至于动议裁兵，则相聚山泽为盗，利未见而祸已成。
这全是唐代黩武政策所招的惩罚。
第二十九章 大时代之没落（续）
宦官。唐室在统一之盛运下实有一不良的习气，是为王室生活之骄奢，因此而来的则是宦官跋扈。历史上东汉、唐、名三代，皆是一集权的王室走上了骄奢之路，卒成宦寺之祸。宦寺既有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生死，遂操其手。
唐中叶以后的朝士与朋党。唐代士人，一面在北朝吏治与南朝文学两种风气下徘徊，一面在贵族门第与白衣庶族两种势力下鼓荡。南北朝门第势力在唐初仍有极强的势力，然则公开考试的制度，终究给了寒门一个机会，而门第势力亦在王室和寒族的排斥下渐趋消亡。此处须注意到门第世家，虽累世豪华，然则其本身亦有极优秀之家教门风，足以担当此盛运，反观进士轻薄，则似无可用。由门第任子与进士科举遂起穆宗时的朋党之争。同时，过分地开放政权，导致有资格做官的人太多，造成朝廷不尊，宰相权不重，政事不易推行，进士轻薄，李德裕为相时，深忧其弊，欲裁减官吏，排抑进士，有一种贵族政治的意味。德裕政见，正承其家教而来，所惜不能从一个更高的理论出发，则不免为一种代表门第之政论矣。德裕言：“然臣袓【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然则德裕既知进士之弊，则当更进一步为国家设立教育人才的方法，又次，当谋求考试制度的整顿与改进，不应倒转来只想任用公卿子弟，为门第苟延馋喘。
德裕之见解，虽似偏狭隘，然则进士轻薄实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但晚唐进士的轻薄，只是一时事象，推不翻以公开考选来代替门荫世袭的理论。宋以后，进士考试遂独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
严华、夷之防，【民族观念之提醒。】重文、武之别，【中唐以迄五代的武人，代表了不受教育，不讲道理。宋代下的重文浓武，只是要人人读书，受教育、懂道理，并不是绝对的认为可以去兵废战。】裁抑王室贵族之奢淫，【太监自然无地位。】让受敎育、讲道理的读书人【徒事词章者不算。】为社会之中坚，这是宋以下力反唐人弊病的新路径。
第三十章 黑暗时代之大动摇（黄巢之乱及五代十国）
唐室的倾覆。唐末的中国，从横剖面来说，大体分为三部，一是大河以北的藩镇所辖地；二是大河以南唐两京极其以东地区；三是长江以南。藩镇所辖地虽文化经济不断破毁，然以极单纯的武力来压制较小的区域，一时不致动摇，大时代的没落即从两京开始。而此后的五代十国则只是唐室藩镇的延续。
五代十国述要。五代十国中，一下几件事值得注意。一、西北残破，长安这一周、汉、唐的首都，常为中国文化之最高集结点，至此急速堕落，从此永远不能再恢复其以往之地位，甚至都支撑不起一个割据政权；二、甘陇残破，西北骤衰；三、洛阳亦不够再做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华文化向东退却；四、五代在北方而十国在南方，五代虽号为唐室正统，然却是北方中国最不像样的时代，自此以后南方社会跨驾于北方之上；五、石敬瑭称臣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直至元顺帝，凡四百二十四年，那一带的土地不能沾染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的培养。此十六州一失，大河北岸，几无屏障，中国不得不在天然的压迫形式下挣扎，后人多责石敬瑭，却忘了其本身是一胡人，唐代对于民族观念的不重视，竟贻害至此！（唐制本于北周，然则北周本一胡人政权，本不需言及华夷之防，唐人遂亦模糊过去）；六、则为北方契丹之骤盛；七、民众疾苦加深，民生其间，实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境；八、中国南北分裂。
契丹之兴起。契丹耶律阿保机建辽国，是以一部族之武力而与汉人之经济文化相绾合而成的一个较进步的国家。耶律德光诚心想模仿中国，而石敬瑭之辈却只是想用武力保住地位，一者有理想，求上进，能为远大永久之计，一者无理想，无远志。辽庭亦多用汉人，然此时的辽国已与北朝不同，盖以当时中国已无门第势力，契丹虽取汉化，而汉人却亦无法保持其传统，以与部族势力相抗衡，故北朝以汉人为主，辽则以汉人为属。总之，辽国是一个汉族分化的国家，然则待到宋室起来，再把中国整顿得成一个样子，而那隔绝沦陷在东北方面的民众，却早已忘了他们的祖国了。
第六编 两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 贫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的政府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是宋代统一特殊的新姿态。
宋初中央新政权之再建。宋太祖自陈桥兵变上位，已是五代时期第四个被士兵拥立的皇帝了。他终于意识到了军人操政的危害，遂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自此，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的祸患终于了结。同时，以朝官出任地方知县，从此地方官吏，重得由中央任命；各州设置转运使，从此地方财富亦归中央；各地选勇力卓绝者入中央，从此，地方兵力亦归之于中央。吏治、兵权、财赋三项均统一到中央来，中国始渐渐有一个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府。
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太祖凭借那一个比较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治机构，便可先来平复南方。南方诸国在经济上虽比中原为优，而政治情形并不长进。故宋室政治，稍有头绪，便能将南方诸国逐次收拾。然而南方既定，兵力已疲，宋朝终于不能打倒契丹，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征，盖因太宗才弱，又无贤辅耳，宋之立国远不如唐。北方的强敌，【契丹】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庇。澶渊之盟之后，宋辽遂为兄弟国，自是两国不交兵一百二十年。宋都开封，不仅对东北是显豁呈露，易受威胁。其对西北，亦复鞭长莫及，难于驾驭。于是辽人以外复有西夏。范仲淹、韩绮以中朝名臣到陕西主持兵事，结果还是以和议了事。从对夏的示弱，又引起辽人的欺凌。
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以中国以往历史而论，只要国家走上了统一的道路，有一个大一统的政府，除非穷奢极欲，否则不可能患贫，宋室患贫，有以下几个原因：
1）冗兵。通常一旦新政府统一，必随着一个兵队复员的过程，然则宋室面临着唐朝藩镇积重难返，外寇逼处堂奥，兵队不仅不能复员，反而年年增加，宋朝兵队皆招募而来，导致大量的壮健者加入了兵队，而农村生产力日渐削减。且募兵终身在营伍，其可用者不过二十年，更多的时间则是向公家仰食而无用，如此的军队易流于骄惰，宋太祖为防骄惰，规定禁兵三年一迁，每迁一次，无异于一次出征，故虽在平时，军费常等于征讨。而军队多有赏赉，军中腐败，军事逃窜死亡缺而不补，坐吃空饷，故王安石言：“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也。”
2）冗吏。收复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历世相传的一个家训。因而不得不保有大量的军队，但是吸取前朝教训，不能再让军人操握政权，亦是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另一个家训。故而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压在武人的头上，则是宋王室的第三个历世相传的家训。宋代进士一登第即释褐，待遇远较唐代为优。而登科名额，亦远较唐代为多。宋代如此优奖进士，无非想转移社会风气，把当时积习相沿骄兵悍卒世界，渐渐再换成一个文治的局面。宋代既立意要造成一个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宽了进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处处要礼貌文官，使他不致对武职相形见绌。因此，官俸日曾，又多恩裳，长此以往， 官吏日多，俸给日繁。
所以当时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虽国家竭力设法增进岁入，到底追不上岁出的飞快激增。宋朝财富多积于中央，其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juān）吸国家的精血。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内部情形。加上北方的辽，西方的夏，两面逼桚，内外交攻，一个太太平平的统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痨，虽无大病，却日就死路，这是宋朝的一个绝症。
3）中央集权过甚，地方事业无可建设。宋朝的官吏，名义上和形式上都是为中央服务，如知县之名，已详前，没有正式特设的地方官，诸路设四司，而四司中又以转运使为要，地方政事的性质，似乎只在为中央聚敛。
4）谏官制度。使大权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转不灵之苦。隋唐的中书门下省，为宰相僚属，谏官之职责在于纠绳天子，而非纠绳宰相，故宰相用舍听于天子，谏官予夺听之宰相，天子得失听之谏官。谏官与御史，虽俱为言责之臣，然其职各异。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
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寮。 至宋代三省制废， 谏院脱离宰相而独立。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时又以言为尚，则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谏之对象，则已转为宰相而非天子。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摘与攻击。 又文臣好议论，朝暮更张，常为政事之大害。
宋史食货志谓：“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瘉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论宋代好议论之病极切，要亦与谏官制度有关系。
5)宋代相权之低落。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又财务归之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亦非宰相所得预。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又宰相坐论之礼，亦自宋而废。
故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然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故渐弛渐圮，乃以奢纵败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浓，荡涤难净。虽渐展渐朗，而终止于以牵补度日。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
士人之自觉精神。宋朝养士百年，终于见着些许成效。然而宋朝政府对士大夫并没有一种指导与教育，而是让他们自己滋长，这是一件极费事且没有把握的事情，当时的政治，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而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以为的，只在出世的和尚和求长生的道士们那，而士大夫所极力推崇的，只是一些隐士（林逋等）。宋朝的情况，一天天地严重，而士大夫的自觉精神，终于萌出。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而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
他们开始高唱华夷之防。【这是五胡北朝以来，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拥戴中央。【这是唐代安史乱后两百年来急需提出矫正时弊的一个态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权中央，至于理论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从内心感到中央统一之必需与其尊严，则有待于他们。】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儒学来矫正现实。【他们极崇春秋，为“尊王攘夷论”之拥护与发挥。最著如孙复。】他们用明白朴质的古文，【即唐韩愈所倡“文以载道”，即文道一贯之理论，】来推翻当时的文体。【最著如柳开、石介，乃至欧阳修。】他们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欧阳修。】尊儒学，尊六经。【他们多推崇易经，来演绎他们的哲理思想。】
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连带而及于汉。】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们的理想。根据此种理想来批评汉、唐之现实。】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他们的身世，与唐代贵族气氛之极度豪华者不同。】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自觉精神。】
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他们对于唐人，只看得起韩愈，而终于连韩愈也觉得不够，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
士的四个时期。第一期，起于孔子自由讲学、百家兴起，加速了封建统治阶层的崩溃，促成了秦汉大一统政府的形成；第二期，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第三期，魏晋至唐宋的士族门第，士族近似于贵族；第四期，宋代士族觉醒，进而出仕，退而为师，此下一千多年，亦皆是沿着这套路子。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
庆历新政。由于当时士阶层之觉醒，而促起了在朝的变法运动。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范仲淹提出了有名的十事疏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信赏必罚，为使法必行之法。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要澄清吏治，治标的先务是明黜陟，抑侥幸，让贤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如第一条“明黜陟”即是针对当时“磨勘”的制度而发。
仲淹说：“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众皆指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仁宗虽心里明白，也挽不过举国汹涌的声势，终于许他卸责。
熙宁新法。范仲淹失败后三十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然而王安石的遭遇却与范仲淹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亦反对王安石。仁宗比较温和，因朝臣反对即不坚持。神宗则乾纲独断，尽人反对，依然任用。遂使后人对范、王两人评判迥异。大抵崇范者并不在其事业，而为其推奖人才。诋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为小人所利用。对仁宗、神宗两人评论亦异，因仁宗能从众，而神宗主独断。
就熙宁新政与庆历变法对照，其间亦有差别。似乎王安石并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几项。王安石是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下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因此后人说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为申韩。因范之政见，先重治人而后及于治法；王则似乎单重法不问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那时的官僚们，情形还是和范仲淹时代差不多。他们既不免为做官的立场来反对范仲淹，自亦不免要为做官的立场来奉迎王安石（不整顿吏治，新法只是他们为自身谋取利益的工具）。而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当时反对处。尤其是安石对财政的意见，似乎偏重开源；而当时一辈意见，则注重先为节流。而安石之开源政策，有些处又迹近为政府敛财。而且宋朝那时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许多冗官闲禄。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亦有明明可省的费，而安石不主节省。若说再在百姓身上设法括取，则那时的百姓，实有不堪再括之苦。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点，在于只知认定一个目标，而没有注意到实际政治上连带的几许重要事件。【程颢语：“众心暌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而且还带有急刻的心理。此等新法，即谓用意全是，大体上非长时间慎密推行，不易见效。其利弊全看实际吏治的情况。如青苗、市易等，无论立法用意如何，并不是必须激急推行，不可复缓。安石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进，至不惜牺牲许多不应放过的人事上之助力，实在是他的失策。【如欧阳修为竭力奖进王安石之前辈，司马光为安石同时好友，程颢为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与安石始终共事，实为安石失败之最大原因。时反对新法者大体皆君子，安石宽以图之，未必无和衷共济之路。】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唐介言安石“好学泥古”，孙固言安石“狷狭少容”，皆中其病。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此韩琦语。】
而安石未免自视过高。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说他们是“流俗”。又固执不受人言。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当时批评安石者大致如此。安石自身人品固无可争议，然则其所用之人，皆为当时之小人，盖以小人长于迎合故，而当世之君子，稍有不和，则为安石所忌。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国内新政措施全无头绪的当日，却同时引起边衅，对外便觊开疆用武。因此更是加意聚敛，而忽略了为国家的百年长计。
但安石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泉源，决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后面，别有所谓“新学”。安石的新政虽失败，而新学则不断的有继起者。直到朱熹出来，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标准。其实还是沿着王安石新经义的路子。
安石新法，虽为同时反对，其新经义，则虽同时政敌，亦推尊之。司马光只谓其“不合以一家之学，盖掩先儒”而已。刘挚亦谓：“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吕陶亦谓：“先儒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时国子司业黄隐觊时迎合，欲废王氏经义，竟大为诸儒所非。盖就大体言，3则当时反对新政诸人，固自与安石仍在同一立场也。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
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熙宁新党与南人。王安石新法之招人反对还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而这两种态度冲突又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区分上。新党大多是南方人，而反对派大多是北方人。 宋初有不相南人的传统，而后南方逐渐凌驾到北方之上，故而南方人常常感叹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较忧，南方人经济上负担较重，而在北方人眼中，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扩，恐非国家前途之福，故而南方人站在了开新风气的最前线，而王安石的新政，正代表了南方知识分子一种开新进取的气味，而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则是代表了北方知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故而安石新政中，有些条目似乎对南方有利，而对北方有害。（如均田，田租不均，北方为甚，故反对均田者，多为北方人）。及元祐新政（司马光上台），所贬斥的多是南人，而蔡京专权后，南人又得势，故宋史奸臣传中，几乎全是南方人。元祐诸君子，皆为北方人，然则其中又分为洛、蜀、朔三派，其主张亦不相同。
洛蜀朔三派政见之异同。洛以陈颐为领袖，蜀以苏轼为领袖，朔以刘挚等为领袖。以下分论之。洛派所抱政见，大致与王安石相近，都欲对政治进行彻底改革，他们对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论，是有名的所谓“王霸之辨”。其实所谓唐、虞、三代，只是他们理想的寄託。他们的政治见解，可以称之为“经术派”，或“理想派”。他们主张将理想来徹底改造现实，而古代经籍，则为他们理想辩护之根据。其先程颢本助安石。安石因廷臣反对乞退，程颢等尚想法挽留。最后程颢终与安石分手，则因安石偏执，不惜与举朝老成破裂之故。至于论及识见，尚谓安石“介父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故洛派于元祐排斥新政，并不完全赞成。
朔派是正统的北方派。他们与洛阳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洛。】而一重经验。【朔。】一主徹底改革，【洛。】而一则主逐步改良。【朔。司马光谓：“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 】故一为“经术派”，而一则为“史学派”。故洛学、新学同主“王霸之辨”，而司马光则不信此说，可为他们中间最显著的区别。惟其不信王霸之辨，故亦不主三代之道与秦、汉、隋、唐绝异。因此他们不肯为复古之高论。他们政术似乎只主就汉、唐相沿法制，在实际利害上，逐步改良。洛党、新党主尊师，即主尊相，总之求以学术超驾于君权之上也。此等理论接近儒家，偏于理想而为趋新。朔党、蜀党则主尊王，仅就汉、唐以下历史事态立说，偏于现实而为守旧，又近似于法家也。元祐力反熙宁，大部即由朔派主持，而操之过激。他们除罢免熙、丰设施外，自己却并无积极的建树。
二程语录：“伯淳道君实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
这两派在政见上本不相近，只为反对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论人品的一点上，两派却绾合起来了。
蜀派的主张和态度，又和洛、朔两派不同。上层则为黄老，下层则为纵横。尚权术，主机变，其意见常在转动中，不易捉摸。他们又多讲文学，不似洛、朔两派之严肃做人。他们的学术，因为先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采，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此层所以与洛学异。】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此层所以与朔学异。】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词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毕仲游：“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应举，经术但为利禄之具，尊经术而反卑之。举子止问得失，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经义欲合司马光。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今按：学术既为取士之标准，则其本身已非纯学术矣。
总结：先秦诸子，虽则异说争鸣，但他们都没有实际把握到政权，因此在学术上愈推衍，愈深细、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北宋诸儒，不幸同时全在朝廷，他们的学术意见，没有好好发展到深细博大处，而在实际政治上，便发生起冲突。既为群小所乘，正人见锄，学术不兴，而国运遂中斩。
道德观念与正邪之分。宋儒有一种近似于宗教似的严肃的道德观念，故一旦学术思想不同，则排斥为奸邪，这又加剧了党争。王安石主新政，至多亦只能说他学术差了，不能说他人品奸邪。惜乎当时朔派诸人，“忠直有余，疾恶已甚，遂贻后日缙绅之祸”。
且过重道德，转忘所以重道德之本意，循致官场皆重小节，忽大略，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李清臣著明责篇【宋文鉴一〇四。】谓：“古者用人，视成不视始，责大不责细。今较小罪而不观大节。恤浮语而不究实用，惟固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气折。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夫拔一臣加之百官之上，非求其谨洁无过，将任以天下之责。今罢退宰相，皆攻其疵瑕，未尝指天下之不治为之罪。纠劾守令，皆以小法，未尝指郡邑之不治为之罪。迁谪将帅，以庖厨宴馈之间，微文细故之末，未尝以蛮夷骄横兵气弗强为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责，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朝廷大计，生民实惠，卒无有任者。天下之大，万官之富，常若无人。英绩伟烈，寂寂于十数载，抱才负志不得有为而老死沉没者，相望于下，可不惜哉！”
新旧相争的结果，终于为投机的官僚政客们造机会。相激相荡，愈推愈远。贫弱的宋代，卒于在政潮的屡次震憾中覆灭。宋室即在新旧两派更互改作中断送。新派亦非无贤者，而终不胜意气私利之洶涌。两党皆可责，亦皆可恕也。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宋辽金之和战）
宋辽两国内政国防皆趋懈弛而腐化，金人崛起，两国相继灭亡，金灭北宋，掳二帝，然则其新灭辽，尚未消化如此庞大的土地与民众，故而灭北宋之后，在黄河以南地区建立起了张邦昌、刘豫的傀儡政权，本欲与南宋作缓冲，好慢慢消化如此广大的土地与民众，其对南宋的态度也是主张和谈的，而后来发现张邦昌无力与南宋抗衡，反而成为与南宋和谈的一个障碍，遂弃之，以河南陕西之地归宋，而宋向金称臣纳贡。当时朝臣，皆不主合议，而秦桧由于被金人放回，深知金人求和之意愿，亦洞悉了高宗的私心（金人威胁要拥立钦宗），故压下了主战的声音。然而这时，金人却杀了主和派的大臣，主战派占据上风，大举南侵，而宋朝由于连年战争，民皆习战，更有岳飞等人才，不似靖康时的软弱，对金人迎头痛击，就当时形势而言，宋朝占有极大地优势，首先，有许多并名将在连年的战乱中成起来，而金人却人才渐次老化；其次，南方作战，金人并无优势；再次军民气势一致对外，不似靖康般见金人则望风而逃；最后，南渡之后，诸将擅兵在外，稍有权利，财力充盈，兵势自状。此等形式对于南宋而言，非常难得，正是振奋作战的好时机，而高宗亦非庸懦之人，由其对张后之言可知。
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时战事方殷，帝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帝谕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
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心求和，对内务求必伸，对外不惜屈服。然则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人才既息，士气亦衰，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欲再兴起，几不可得。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
就金国方面看，也多有不足，以其种族之见比其他民族更甚，不愿改用汉族制度文章，一切守旧，故致乱民四起。
金主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直（即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饮宴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又禁女直人不得改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金主对于种族之见，深挚如此，其行政措心，如何得乎？则宜乎乱民四起矣。
再来看看南宋之政治，南宋丞相，皆非善类，秦桧专相权十五年，忠臣良将，诛锄略尽。秦桧主和，自谓“欲济国事”，试问和议完成后，桧之政绩何在？则其为人断可见矣。夫对外和战，本可择利为之。而自桧以后，遂令人竟认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其贻害尽止于此，则桧犹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国民政府与日本议和，其亦如此乎？
再以南宋经济言之，其以疆域言仅为北宋之一半，然以其国用赋入言，则达到了宋朝的顶峰。凡民生计，多以苛捐杂碎，几及于所有生活事项，如官司败，则有罚钱，官司胜则有欢喜钱，其中以折帛钱最为无力，起先春时支钱与民以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继而官不给钱而白取，再后来折钱以抵帛。其苛刻至此。
第七编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之来临（蒙古入主）
蒙古人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入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带来了一个政治社会的大变动。
政治情态。元朝统治始终无一个高远的政治理想，内用聚敛之臣，外兴无名之师，穷兵黩武，并不能在文之上有所建树，同时，蒙古没有立储之传统，帝位传递均由诸王大臣拥戴，故屡起纷争。元朝政治与中国历代政治绝异，第一最著者，为政治上显分阶级，一切地位不平等；在地方政治上，其行政长官起先均由世袭，后创行中书省制度，以中央官员，统摄一地方政治、军事诸方面，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蒙古人既看不起汉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汉人、南人，而只用了他们中间的坏劣分子。
要之。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如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防制反动，二是征敛赋税。
经济政策。元代有扑买之制，即出卖部分政治权利给大商人。而所用官员亦多是财计之臣，务于聚敛，商税日涨。唯其开浚水利之事颇足称道。社会贪腐严重，又专行钞法，导致大量的通货膨胀，以至于明起时，钞法竟不能复行，而银币代起，亦为中国史上一重要变更。
社会情态。蒙古人以军队为贵族，以回族人为商人，以汉族人为佃户与农民。汉人地位中，最高者为工匠，单设户籍，屠城亦不杀工匠。蒙古人的统治，在大体上说来，颇有一些像古代贵族封建的意味。只是春秋时代的贵族阶级，自身有一种珍贵的文化修养，【即所谓诗、书、礼、乐”。】而蒙古人无之，他们在武力的镇压与财富的攫占之外，缺少一种精神生活的陶冶。他们只有一种宗教的迷信，算得是他们的精神生活。
宗教。在蒙古的政局里面，僧侣占有了很高的地位，皇室佛事，占了国家政费之大半，寺庙亦拥有盛大的产业，几与贵族王公等同。元朝阶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儒者地位犹低彼辈既不能执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筹握算为主人殖货财，又不能为医匠打捕，供主人特别之需求，又不能如农民可以纳赋税，故与“丐”同列。大概当时的社会阶级，除却贵族军人外，做僧侣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又次是猎户与农民。而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
士人与科举。元朝统治者对士人的观念，似乎亦是一种仿佛的工匠。元亦有科举取士之制。然此仅有名无实，在实际政治上极少影响。所幸之事在于元代政治虽学术的气味极薄，而社会上则书院遍立，学术风气仍能继续南宋以来，不致中辍。
总结。可见元代入主中国，经历一百余年，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接受过去。他们的政治，始终不脱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殖的气味。然而当时一般社会文化、经济的水准，却比春秋时代在贵族封建下的农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会变乱百出。
第三十七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明代兴亡）
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接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说明蒙古人通知下，绝没有汉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权被推翻的过程中，没有让政权自身酝酿出权臣或军阀来操纵这个变局。
传统政治之恶化。明朝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再建，然而却恶化了，主要原因起于洪武废相，明太祖猜疑很重，废相后，成君主独裁之局面。第二个恶化的原因便是用残酷刑罚对待士大夫，故其时士人多不仕。庄烈帝时，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明廷之滥刑、滥杀，终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其残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
明史流寇传评庄烈帝，谓：“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於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於不能制。” 其甚者如袁崇焕之见杀，则并非罚之明而驭之严矣。
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功臣、宿将多以诛死，兵卒多以散归田亩。】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这是广土众民的中国为客观条件所限的自然趋向。】於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古代封建只如后世一小县，故可以宗法统治。后人封建，连州接郡，依然是一中央政府之缩影。于封建区域内，依然得用士人政治，非一宗一族所能统。】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於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宗族同姓不足恃，军人而非宗室更可虑，宦官、外戚则明祖早见其更不可用。而当时士人在社会上之势力，亦更非汉、唐、宋初年可比。除非如蒙古、满州为整个部族之统治，（亦可疑为满洲、蒙古能入主之原因）否则一姓一家舍援用士人，即无他道。】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及王威渐弛，则以太监代帝王。】
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於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之反动也。
废相后之阁臣与宦官。洪武废相之后，成君主独裁之制，然则君主独裁，非精力极其旺盛者，其势必不可久，大权卒落于宦寺手中，因此明代司礼监，权出宰辅上。于是当朝大臣，虽精明如张居正者，亦不得不内结宦寺，外摒同列。而国家并未正式与内阁大臣授权，内阁大臣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权臣不足以服众。故虽如张居正之循名责实，起衰振敝，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论。而明代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又用严刑绳下，故友锦衣卫、东厂、西厂，擅自逮捕拘讯朝臣，乃至于非刑虐杀，其权全操于内寺。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下面，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名节之士之反抗，而党祸于此兴。直待全国正人都卷入党祸，而国脉亦遂斩。（与北宋同，盖以党祸起，朝中无决断耳）
第三十七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下）
明初的几项好的制度。第一者为学校贡举制度。政府官方兴办学校，其成绩卓越者贡至行省，择其优者入京师，为贡仕，天子临轩召见，分科录用。国子监又有“历事监生”，监生分赴诸司先习吏事；第二为翰林院，实为当时政府一种储才养望之清职。翰林院更明显的变成一个中央政府里面惟一最高贵的学术集团。这一个集团，与王室在在保有很紧密的关系。内阁学士，即从翰林院分出。而明代翰林院一个更有意义的创制，则为庶吉士之增设。翰林院有庶吉士，正如国子监有历事生，以诸进士未更事，俾先观政，候熟练然后任用。其先庶吉士命进学于内阁。并时经帝王御试。其间有经长时期之教习。学成每得美擢。而皇帝以及储君，时时与翰林学士接近，既可受到一种学术上之熏陶，又可从他们方面得到很多政治上有价直的献议或忠告。而一辈翰林学士，又因并不负有行政上实际的责任，而望荣地密，从容中秘，得对古今典章沿革，制度得失，恣意探讨，以备一旦之大用。而庶吉士以英俊后起，亦得侍从台阁，受一种最名贵而亲切的教育。实在是国家培植候补领袖人才之一种好办法。
故明代的政治设施，虽论其用心，未得为当，而亦与两汉、唐、宋诸朝并为中国史上之一段光昌时期。
明代政治的腐化。惟承平日久，科举（考试）进士日重，而学校贡举（学校教育）日轻。科举不经意间造成了资格之争，而资格之争卒起朋党之祸。此为学校教育之崩坏。在中央，则庶吉士（翰林院系统）有名无实，最后吏部选举竟用抽签之法，时人竟以为公平。至于地方生员，则有养无教，日益滋长，徒蠹公帑。而在科举方面，经义逐渐沦为八股，八股文者，乃一种有格律的经义，应举者多不习五经、史籍，仅记诵考纲，以至登名列朝者，有不知朝代先后、字体偏旁者。
杨慎言：“使天下尽出於空疏不学，不知经史为何物，是科举为败破人才之具也。”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之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
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泄于外，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兵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
明室政治之支撑点，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较清廉肯负责的官僚。逮至君主不能独裁，则变成宦官擅权。官僚不能负责，则变成官僚膨胀。於是政治教育破产之后，兵制、田等相继崩溃，而紧接着的便是—个经济破产。明室财政，自英宗后即告绌。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内府。二曰宗藩。三曰冗官。积此数蠹，民穷财尽。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
第三十八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自唐至明之社会)
经济方面。首先从漕运来看，唐朝之前并未有需从南方运送粮食到北方的记录，而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南移，历代王朝不得不仰仗南方的产粮以供给北方，宋室定都汴京亦为此故。至此，国家财赋，始正式依仗南方，而河工漕运遂为国家重视。元时兴海运，而明时有兑运，而自南至北的每年一度的大运输，遂成为了国家的大耗费；其次，从丝织和陶业来看，亦是现在北方流行，宋时，精美陶艺仍在北方，后而皆转向南方，终南胜于北；
文化层面。北方人物逐渐减少，而南方人物逐渐增加；
政治区划。南方政治区划小，而益见细分，以人口密集，北方整治区划大，而还有合并，以人口稀疏。
第三十九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
此种转移的原因论者不一，或谓黄河水患所致，然则就事实看来，是北方之人事招致了黄河水患，而非水患造成了人事。
黄河与北方水患。黄河水患，始见于周定王五年，原因是卫国为狄所灭，水利失修，而第二次黄河改道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原因是战国以来的长期战争，竞筑堤防，或决水浸敌国，或拥塞水源害以邻。东汉王景治河成功后，九百年黄河无水患，此正是因为此时北方经济兴盛，水利多有修筑。至宋以后，黄河为中国害，而此多由于北方衰落。此下黄河水患不绝，原因有二，其一，常常为了其他目的而牺牲了河流正道，为了漕运，强迫黄河改道，禁其北去，强以南行如淮河，至此两河皆成害。其二，政府腐败，河工黑暗。其时，一方面若能改行海运，另一方面能纵黄河北去，则能杜绝何患。
外族恶政之摧残。自唐以下，中国北方社会屡遭摧残，列举如下：第一、唐后期藩镇之割据；其二、五代兵争；其三、辽宋对峙，边界受蹂躏；其四、宋夏对峙，东北、西北遭受同样的命运，关中、河北元气在外寇的压迫下不断降低；其五、金人统治，政治退步，金人设屯田兵，侵占农民良田，然而屯田兵自己不耕种，租与汉人，农民失去祖业与猛安与谋克矛盾尖锐。蒙古人入侵，汉人又趁机报复，相互屠戮；其六、蒙古军队之残杀；其七、元代政治之黑暗；其八、元末北方之残破。同时，自唐以下，贵族们第渐次消灭，聪明优秀及在社会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而南迁，留者平铺散漫，无组织、无领导，对于种种恶政、天灾毫无抵抗力，于是，情况日坏。
第四十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
就南方来看，江南水利设施的修建，及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而到了宋朝以后，朝中之士，多为南人，他们多能关注到南方社会的问题，加以改进，而北方社会，人物既少，税收低下，便更没有收到政府关心改进的机会了。然则南方社会的发展，亦导致了兼并四起，而致有公田制产生，然则公田制无非是政府自做豪民，于人民生活并无改进，官田租额甚重，为元明所承袭。
第四十一章 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宋元明三代之学术）
贵族门第衰落后的社会情形。唐中叶之后，中国一个绝大的变迁便是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而另一个变迁，则是社会上贵族门第的衰落。门第衰落后，社会上主要有三点主要的变化。其一，学术文化传播更加广泛，以前保持于几个大家庭的学术逐渐为社会所公有；其二，政权解放更加普遍，以前参政的为几个门第士族所传袭，而现在换得更快，白衣公卿，成为常事；其三，社会阶级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于家世，现在仅靠个人，农家子弟可以一跃为士大夫，而士大夫子弟亦可变为庶民。
就第一点，学术文化传播加速来看，其起因是由于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书籍传播更加广泛，到了宋朝，又有活字印刷术。而学术传播的加速，又引发了一系列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在于，读书人增多之后，学校书院随之而起，学术空气始不为家庭所囿；第二个影响在于，书院学校开始流行，东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中叶，学术为家族所垄断，而普通社会聪明分子很难进入到这个圈子，他们只有到寺庙中去，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直到宋初的学者（范仲淹）亦都往寺庙中借读，印刷术亦是最先用于佛经。而此时书院亦开始萌芽，四大书院脱胎于寺庙，（故仍在山林中）承担了教育的职责，政府开办之学校亦逐渐兴盛。到了元代，世乱虽和北朝相仿，然则民间并不趋于宗教，以有书院作为他们的去处，安托身心，不必再向寺庙中求。此足可见宗教亦与士族门第有莫大的联系；第三个影响在于家世传袭的权益日渐萎缩，而读书人的观念亦从追求做子孙家长上转移到做社会师长上来，因此讲学氛围浓厚；第四个影响在于书本流传既多，学术兴趣扩大，学者渐渐从家庭礼教、国家典制中转移到对宇宙对人生的整个问题上来，因而和宗教产生了接触与冲突。
就第二点变化，政权解放言，中央政府，政治上没有了贵族门第，单有一个王室，绵延一、二百年不断，而政府中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庶僚，大都由平地特起，孤立无援；相形之下，益显君尊臣卑之象。因同样关系，各州郡、各地方因无故家大族之存在，亦益显官尊民卑之象。此虽有利于中央政府之一统，然不免造成各地官高在上，民卑在下，不相通洽之形势。因此宋以后的社会，特别需要另一种新的力量，能上面来监督政府，下面来援助民众。宋、明学术，应运而生。
宋明学术之主要精神。南北朝、隋、唐的学者，大体分成两路。一是入世讲究家庭、社会种种礼法，以及国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业与保门第（可参看西晋怀、愍被掳后皇帝皇后大臣之言语，则可知其弊），一而二，二而一，异流同汇。一是信从佛教讲出世，或从道家讲长生。 这两条路的后面，均带有一种狭义性的贵族气味。所谓“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即谓其与一般社会可以分离，超然独立。宋后的学者绝不是那样。他们早非门第贵族。他们既不讲出世，亦不在狭义的门第观念上面来讲功业、礼教。他们要找出一个比较更接近平民性的原则，来应用于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等各方面。
这一个原则，他们称之曰“道”，【故有“道学”、“道统”之名。】或称“理”。【故又有“理学”之名。】理亦称“天理”，“天理”的对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则在公、私之间。【公的是天理，私的是人欲。】“公、私”的另一名称，则为“义、利”。【利公亦是义，义而私只是利。】这一个公私、义利之辨，从外面客观来讲，即是“道理”。从各个人的内省审察，则为“心术”。他们用此来批驳宗教，说佛 老所讲出世长生无非从自私起见。【当贵族特权盛行的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想慕效贵族的生活，即避免过分的劳作及卑污的徭役，而满足其智识上之追寻或艺术上之欣赏等，有一个较便宜的方法，即逃入寺庙做僧道。】他们又用此来批驳政治，说自汉、唐以来所谓君相事业，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谓霸道与王道之别，还只在心术的公私上分。所以做君、相、官吏，应该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责任。【要言之，并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门第或地位，而在为社会民众尽其责任。】如是则“师道”还应在“君道”之上。他们实在想要拿他们的一套理论与态度，来改革当时的现实。当时一切沿隋 唐而来，还是以世族门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已变，世族门第已消灭，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论与设施。在范仲淹、王安石继续失败之后，他们觉悟到要改革现实，更重要的工夫应先从教育上下手。所以关 洛学者便一意走上讲学的路。直到南宋，此意始终为讲学者所保持。他们惟恐“已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降低理论。所以他们对于在野的传播学术，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兴宋还要浓厚，并不是他们无心于政治之革新。
宋明学者之讲学事业。宋明学者在野的事业，最重要是多为的私家讲学。范仲淹、王安石本想废科举，兴学校，然则经费、师资、人才皆不济，故而最终的学术风气还是靠所谓的私家讲学来继承。私家讲学与学校绝异，无统一之教材、固定之场所，因而伊洛师弟子往返，别具一番风格，他们颇近似于一种禅家的参谒，其所讨论处尽在高明，在这种流动的短时间的谒请，逐渐盛行，学风上自然趋于扫尽枝叶，独寻根本。 而师道之尊严，也转从此种风气中特别提高。】虽有人格之活泼熏陶，而学术途径，终不免要流于空虚放荡。所以程门弟子，多陷于禅学。（宋学精神，正在使人知读书为学不在显贵，自不走入佛 老之途。而所以宋学犹多近禅者，不在其讲学之旨趣与内容，乃在其讲学之风格与方法。从此种风格与方法上，有影响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则颇有近于禅学处也。）
南渡以还，学校之教日衰，讲学之风日盛。】此种往来走动的参究请谒，愈来愈多，于是又从此中酝酿出新的讲堂制度来。既有讲堂，则有讲义。【一两人对面谈话有语录，多人群集一堂则有讲义。】而此种讲学之最大困难，则为来学者之程度不齐与来去无定。既不能一例施教，又不能规定时日，分深浅高下之步骤，使学者必经相当期间毕其所业而去。在此情形下，产生讲学家的朱陆两大派。象山教法，在于因人设教，直指本心。而朱子则想选定几部最重要的书本。先为此数书下明白确切的训注。好让学者各自研读，补讲堂教育之缺陷。此两派流传各有所适，朱子的四书集注遂为元代取士准则。而私家讲学，则往往容易接近象山的路子。至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然后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如书本、期限、学生资格等。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 此种讲学，传播极快。 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
要之宋、明两朝六百年的政府，并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上则学术空气继长增高，教育之要求亦与日俱进。宋、明儒讲学，实从此环境中产生。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他们可说是一种“秀才教”。可说是范仲淹诸人以来流行于一辈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中间的宗教。（凡内在有一种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种绵历不断的教育，而又有一种极诚挚、极恳切之精神，自发自动以从事于此者，自广义言之，皆可目之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体以大群全体为归宿，可谓一种“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复活与翻新。彼辈与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谓“天”。）他们对自身同有一种严肃的态度，来遵行他们一种纯洁高尚而肫挚的信仰。对他人则同时有一种开明的理性来传播他们的信仰，而形成一种合理的教育。不幸当时社会智识界之扩大，比他们那一种宗教【或教育。】之进展还要快得多。因此他们对于时代徒抱理想，而无法实现。他们对政治常是悲观，或持反对的态度。结果政府【为一辈官僚所盘踞。】亦常敌视他们，屡兴党狱。而让有名的东林党来结东这一个最后的冲突。
宋明学者主持之社会事业。宋、明学者彻底改革政治的抱负，始终未有达到；但他们对社会事业，却有相当成绩。举其要者有：义庄、社仓、保甲、书院、乡约。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
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
第八编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清代入主）
满洲之兴起。太祖努尔哈赤以其父为明将李成梁所杀，以其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其时兵数不过五百，后合并周边部落，创建后金汗国，努尔哈赤时年二十五。兴师犯明，宣告七大恨事，取抚顺，明兵分四路讨之，败于萨尔浒。于是有熊廷弼经略辽东，廷弼务守御，未一年以廷臣劾其不战而卸去。袁应泰代之，遂失辽阳，应泰亦战死，金遂迁都辽阳，明再起熊廷弼，时王化贞为广宁巡抚，意见与廷弼不和，广宁遂陷，又使大学时孙承宗为蓟辽经略，而以袁崇焕守宁远，承宗在关四年而罢归，以高第代之，高第为魏忠贤党。时后金都沈阳，乘机西犯，为崇焕所败，努尔哈赤亦负创而死。皇太极先破朝鲜，又攻宁远，又败，明人谓之宁锦大捷。明廷又劾罢袁崇焕，以其不悦于魏忠贤，会熹宗崩，毅宗立，复起袁崇焕，而明之流寇亦起，满洲兵入关，而崇焕受反间下狱而死。满洲后改国号为清，汉奸降服者渐多。流寇陷落北京，而吴三桂开三海关引清兵入。清自努尔哈赤起兵，三十年入关而破北京，盖有数因：1）明万历一下，政治极度腐败；2）起先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又复轻敌；3）其后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皆以一人支持边事有余，乃明廷或诛或罢，既不顾惜，又无定策。明诸帝盖徒知责下，不知反躬；4）因盈廷纷议误事；5）汉奸之外附；6）流寇之内溃。
王化贞争事上疏：“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臣、外借抚道以相困？”
崇祯元年袁入对，言：“以臣之力，守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又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致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贼，尚可救。
明末流寇。其先起于陕西，以明因辽军起，屡次加赋，又逢荒年。流寇之不能禁，其由地方分省制度之不当，其沿袭元制，而元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流贼之起，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元明二季，以及清代川、楚、粤之乱，皆坐此弊。元、明、清三代无藩镇专制之忧，而不能禁乱民之平地突起以为祸。
南明之抗战。明廷覆灭，而南方争事拥立，清廷能荡平南方诸王，亦多借汉奸之力。
第四十三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下）
清代对汉人的态度。清室对待汉人，无论其为怀柔或高压，要之十分防猜。努尔哈赤极端排汉。太宗则改用怀柔政策，对汉奸尤刻意利用。世祖入关，初则重用降臣，开科取士，继则一转而用高压，痛压士大夫以而取悦于百姓，其自有政治上之一番用意。及吴三桂起事，清廷乃又一转其面目，诏荐举山林隐逸，开明史馆，命彼等篡修明史。以国史大业牢笼遗民志士，可谓苦心。然此等应征而来者，均属二、三流以下人物耳。如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诸人士，皆不能招致。逮雍正嗣位，固由其天性刻薄猜忌，亦因中国已俯首帖耳不复反侧，遂又重施高压。至乾隆朝，清室已臻全盛，汉人反动心理，殆亦消失净尽，清廷乃益肆高压，达于极点。
清代政治。清代政制，沿明代不设宰相，以大学士理国政，以便君主独裁；命官则沿元代，满、汉分别，而实权多在满臣。且满洲、蒙古无微员，宗室无外任，君尊臣卑，一切较明代尤远甚；雍正时别设军机处，自是内阁权渐轻，军机处权渐重。然军机处依然非相职，军机处并无特出之首长，亦无权向各部及各督、抚直接发布命令，盖军机处只为一皇帝之私人机关，并非政府之最高机构。最高命令以军机性质行之，更无外廷参预意见之余地。六部仅为中央行政长官，其权任亦大削。明废宰相而提高六部实权，吏、兵诸部尚书，在明代多卓著声绩。清则无宰相，而六部亦几下侪于具员；虽仍设给事中，然其性质，转为御史官之一部，对朝廷诏旨，无权封驳；用人大权，则全出帝王意旨。既不属之宰执，亦无所谓“廷推”；政权既集中于中央，【其实只是集中于内廷。】而各省又总督、巡抚常川监临，殆于常以兵政凌驾于民政之上。（明代地方长官，以布政使为主，巡抚、总督皆系朝官临时出使。事毕复命，职亦消灭。清制，督、抚常驻各省会，大计之权，又全在督、抚，地方官吏黜陟，凭其意见。督、抚权乃日重，布政使仅如其属吏）而国家有大兵役，又必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亲寄军要，督、抚仍不过承号令，备策应。国家收入，尽以养兵。而各省督、抚，亦以用满员为主，参用汉人特其不得已。其援用汉人，则先旁省而抑江、浙。内外官制分别又严，地方亲民官甚少升迁之望，亦无展布余地。（清制于县、府上加道，省、道、府、县，已成四级。上有督、抚为五等。长上加长，临制益密。地方亲民官，仰承奉迎之不暇，何论实济政事？）“三藩”乱后，各省钱粮，扫数解京，地方绝无存留，更不必言建设。虽内如翰林编、检，外如道、府长官，亦不得专折言事。又严禁士人建白军民利病。清代始对士人言论、结社、出版三大自由，皆切实严禁。清廷又划山海关以外称东三省，其政制不与内地同，以其入关以后，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其对蒙古、西藏、青海，则一以旧俗羁縻。理藩院无汉人，使汉、蒙不相接，以便其箝制统治之私。其用刑残虐，则亦沿袭元明之制。大臣稍失意旨，辄下外廷判罪，阳示至公极仁，而外廷仰承鼻息，加苛倍刻。以清代与元代相比，清代汉化之程度特高，而其为狭义的部族政权则一。
盖言之，清代之政治，实以一部族之私意而操持国家之权柄，层级繁置，相互重叠掣肘，又极集权之能势，使政府受辖制于王室之下，而即使政府中亦严防汉人，扶持满蒙。盖其欲开放政府，以收汉人士大夫之心，而大兴文字狱，痛压士大夫，以得百姓之心，重新将政府置于王室之下，夺政府机构之权，使其隶于王室矣。
清代武功。清代有名大将，实以汉人为多。至于乾隆十全武功，已成强弩之末，徒为粉饰，自耗国本。
此种不健全的统制，到底要维持不下去，而清代自乾隆以后，遂走入不可挽的颓运中。
第四十四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
清朝之士气，以明末遗老故，其先颇有一段光昌之岁月，后日渐与政治脱节，其因一则在于士大夫极其鄙视政府，后遂至于鄙视科举、鄙视宋儒，而自愿埋入故纸堆中，二则由于政府之私心，不愿用汉人，只是打着程朱的招牌，以收拾蒙古人所不能收拾之人心。
明末遗民之志节。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辽、金的割据，虽则他们亦都慕向汉化，然而那时中国北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本已削弱，所以同化异族的能力，不够深强。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视汉化。清人则并无可恃的武力，一进中国，即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著中国传统政体的惯例作实际的让步。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开始与清政权妥协。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开政权作实际的让步，一面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非叫中国人承认一种文化上的屈服，满清统治权亦难久存。】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抵不住汉奸手下三十年有训练、有经验的正规军队。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却依然存在。
中国社会机构，自汉武以下，不断以理想控制事实，而走上了一条路向，即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手工业与兵士为农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会理想除却读书做官，【此种人在唐以前即为门第中之家长，宋以下则为社会大众学业上之师长。】便是没世为老农，市井货殖，不是一条正道。【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宋人所讲学问，与经商牟利意义极端冲突。因此好利贪财者，亦盛置田产，而不事货殖。】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操在读书人的手里。而读书人所以能尽此职责，则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使他们的经济生活，足以维持在某种水平线之上。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藉，非躬耕为农，即入市经商，而从此他们亦再不能尽其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门第家业皆可退守，又寺庙亦可藏身。宋、明以来，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业，而寺庙亦再不占社会上文化之重要性。】所以一个士人，要想负荷民族传统文化之职责，只有出身仕宦。明末遗民，虽则抱有极强烈的民族观念，到底除却他们自身以外，他们的亲戚朋友以至他们的子孙，依然只能应举做官，这样便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亦惟有如此，他们还可负荷他们最重视的民族文化。
中国社会，实已走上了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而适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宰制。然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茹蘖，赍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藉他们人格之潜力，来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会风气之堕落，学者之空虚欺诈，名士之放涎风流，经历亡国之惨祸而态度激变。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格。北宋诸儒无其刚毅，东汉诸儒无其博实。实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极有光辉之时期也。】而清廷虽因势乘便，以一时的兵力，攫夺到中国全国的疆土，亦终不能不顾忌到社会上文化的和平势力，而公开解放其政权。 清初诸帝努力汉化的程度，亦相当可赞美。而屈膝清廷的中国士人，因遗民榜样摆在一旁，亦足使他们良心时时发露，吏治渐上轨道。清初的政治情况，所以比较明中叶以下犹算差胜者在此。然言世运物力，则实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谓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万历时之半数。在长期丧乱凋残之余，社会秩序，以比较容易维持。循而久之，社会元气渐复，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渐渐骄纵起来。【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虑。】而一辈士人则事过境迁，亦渐渐的腐化。
乾嘉盛世之学风。那时的学术文化，却渐渐与政治事业宣告脱节。其原因则是江、浙一带，本为南宋以下全国经济文化最高的结集点，亦即是清初以来对满清政权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他们以鄙视满清政权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科举。又因鄙视科举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朝廷科举所指定的古经籍之训释与义训。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袭下来对于古经籍的义训，一致为江、浙新学风所排斥。因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目。要之，在清代这一辈学者间，实远有其极浓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传统风气，导源于明遗民，而彼辈或不自知。除此之外，顺、康、雍、乾历朝文字狱之惨酷，使学者间绝口不谈朝政时事。清代书院全成官办性质，以廪饩收买士气。一时名儒硕望既不愿以八股训后进，惟有趋于笃古博雅之一途。而江、浙一带经济状况，继续发荣滋长，社会上足可培植一辈超脱实务的纯粹学术风气。同时印刷术发明，书籍流通方便之后，博雅之风，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故江、浙考据汉学，其先虽源于爱好民族文化，厌恶异族统治，带有反抗现实之活气。其后则变为纯学术之探衬，钻入故纸堆中，与现实绝不相干。
政治学术脱节后之世变。江浙学风于古经典之训释考订上多有发明，而自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却渐渐消沉了。至少他们只能消极的不昧良心，不能积极的出头担当，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清代虽外面推尊朱子，但对程朱学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则极端排斥。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
乾隆《御制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得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此等风气，恰恰上下相浃洽，而学者精神，遂完全与现实脱离。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
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来，则民众只有受苦，绝对沾不到惠泽。因此待到士大夫阶层反抗清代的意志渐渐消灭，即下层社会反抗清廷的气焰渐渐炽盛。这是狭义的部族政权不可避免的一种厄运。
第四十五章 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乾嘉之盛极转衰。到了乾隆中叶以后，清室进入衰运。其表现在：一则，因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励精图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宽仁。惟以国富论，仍以乾隆为最盛。二则，因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此与前一事相因而至。满族对中国戒备之心日懈，则其自身缺点劣性日露。三则，汉人亦志节日衰，吏治日窳。当时司员则甚少才望。一则由满州之荫生太易，一则由汉员之捐班太多。其时读书稍自好者，苟非入翰林得清愿，即退为书院山长，或浮沉朗署，或宁为一教官。故乾嘉经学极盛时期之学者，仕宦率多不达。而再言吏胥，吏胥为官者百不得以。登进之途既穷，营利之念益专。世门望族，以及寒畯之室，类不屑为。其为之而不顾者，四民中之奸桀狡伪者耳。官欲侵渔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家之入于官者十之三，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
刘蓉渭：“天下之吏，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
四则因户口激增，民间经济情形转坏。故此，乾隆末叶，民变之事已数见不鲜。而满族武力不足平乱，平乱者全赖民间之自力。逮民间自力一旦成长，则狭义的部族政权，再不能凌驾其上也。
洪杨之乱。农民骚动主因，必由于吏治之不良，再促成之于饥荒。在官逼民变的实况下，回忆到民族的旧恨，这是清中叶以后变乱的共通现象。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惟秦末东方革命，皆有贵族势力主持，故变乱最像样，有规模。而此下至清代，十之七不得不赖于宗教之号召。而中国以其地之广大，灾荒并不处处皆有，且一两年之后则平息，要想扩大延长，则必须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挟良民，使其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变乱势力，这边是所谓的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然而到底违逆民意，依然成为其自身的又一种致命伤。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动的骚扰展开，这是安静散漫的农民所以能走上长期叛变的两条路子。可惜这两条路子，开始便已注定农民革命的命运，使他们只能破坏，不能成功，除非中途能自己改变。
洪、杨起事的第一因，在其有一种宗教性之煽惑，而将来所以招惹各方面反对，限制其成功，而逼到失败路上去的，便是这一种宗教。洪、杨因地理的关系，附会采用西洋的耶教，一面攫到广西深山中愚民的拥戴，一面却引起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其起事既利用上帝之团结，其扩大依然是恐怖裹胁政策的效用。而他们已与乾嘉以来屡次的变乱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能明白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而非简单的反清复明。他们在政治上已有规模，然而到底不能成事。
湘淮军与咸同中兴。削平洪、杨的，并不是满清政府及其朝臣，而是另外一批读书人和农民。洪、杨的耶教宣传，【并非真耶教。】激动了一辈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洪、杨的骚扰政策，惹起了一辈安居乐业的农民之敌意。曾国藩的湘军即由此而起。湘军与粤军【即洪、杨】同样抱有一种民族观念。粤军的缺点，在于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甚至对于传统文化加以过分的蔑弃，一切目之为妖，而别拥伪造的天父天兄，读圣书，做礼拜。此与满洲入关剃发令，一在外面，一入内里，同样对于真受民族文化之薰陶者为一种难堪之损伤。但湘军诸帅，虽自谓受有传统文化之浇培，以保护民族文化自任，而他们对于民族大义，亦早已丧失。因此一方面【粤军】只注意到民族政权之争取，一方面【湘军】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们都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政权之不可分离，而结果乃演出同族相残之惨剧。
洪杨之乱的原因在于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而且洪、杨最先用以愚民的旗帜，他们并未悟到早已向全民族传统文化树敌，而他们军事上的实际活动，却又并没有一个预定的全盘计划。湘军则虽系地方团练，而一起即有荡平天下之整个准备。其用兵次第，亦始终牢守一个计划，按步推进。曾国虽在军中，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网罗人才，提唱风气，注意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之盛，冠绝一时。至于洪、杨自东、北、翼三王内讧以后，天王惟用兄弟、戚属为亲信。欲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欺尽天下。如此何得不败？
而曾左诸人虽能平乱，却不能致治，一因清政府种族观念太深，不能推诚大用。二则因胡既早卒，曾、左诸人皆驰驱军旅，效命疆场，未得为中央大吏，于朝政少可献替。因此军事上虽足平乱，而吏治官方，依然腐败。酿乱之源，依然存在。只为社会元气大损，一时再鼓不起乱来。急病不死，变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绝症，不可救药。
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
晚清政象。晚清时期，外患纷呈，一民族故对其固有文化报以自傲之情，而西方却强欲以宗教传入，故不得为中国人所接收，同时，其所欲行通商，本为中国传统社会极端鄙视之业，冲突日起，而又战和无定，终成此外患。其次，内政腐败，政府财政枯竭，官方不振，仕途之壅滞，为自唐以来科举制下必有之现象，何况又加之以纳赀、劳绩异途杂流之竞进。照当时的政象，绝对抵不住当时的外患，於是遂有当时之所谓“变法自强”。
晚清之变法自强。晚清至变法阻力甚大，其一，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其二，汉人在此专制积威政体下亦多逐次腐化。当时政府里真读书明理，懂得变法自强之需要与意义者亦少。乾嘉朴学既造成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而道光朝科举惟遵功令，严於疵累忌讳，一时风气，更使学者专心於小楷点画之间。当时所谓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论捐赀、劳绩异途之纷纷！此辈本不知变法图强为何事，且变法无异先妨碍彼辈之地位与前途。彼辈既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辈又将躲在後面掣肘坏事。外患刻刻侵逼，政事迟迟不进，终於使当时人的目光，转移到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问题上去。
晚清之废科举兴学校。首先创设之学校，大抵不外乎以养成翻译与军事之人才为主。渐次乃有普通学校之创立，其目光亦稍稍扩大及於法政、经济诸门。然要之仍不脱於为一时之实用，而以学校为附属於政治之一机构。所谓“学而优则仕”，仍脱不了一种科举传统思想也。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於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兴学，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其时进新式学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为在政界乃至於社会上谋一职业、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讥之为“洋八股”与“洋翰林”。在此情形下，乃发生学校与科举之冲突。【学校与科举之冲突，正如科举舆捐班之冲突，以其同为一种政治上之出身故也。】隋、唐以来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终於废绝，而以学校为替代。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学术之培养舆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学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后。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
戊戌政变与辛亥革命。戊戌变法之失败，第一原因，在于他们当时依靠皇帝为变政之总
发动，而这个皇帝，便根本不可靠。第二原因，在於他们鼓动变法，一切超出政治常轨，而又并不是革命。第三原因，由於一时政令太骤，主张“速变”、“全变”，而无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之条理与方案。清德宗之强毅有力远不如宋神宗，康有为之位望资历远不如王荆公，如何能速变、全变？曾国藩老于封疆，而以康有为等局外之人来发动改革，则其必定失败。第四原因，由於当时政治上旧势力尚相当浓厚，足以阻碍革新运动之进展。 紧随著戊戌政变而来者，为庚子拳乱。拳民排外不变法，于满洲贵族地位有利无害。
** 辛一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 政局渐衰，而黑暗腐败势力日益成长，最要者为军阀割据，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宋代惩于唐末藩镇割据之祸，乃始刻意集权中央。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权统御制也。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明人不能彻底荡涤，清代则有意利用。同时时此等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之性质。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舆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
代表旧政权之最后恶态者，为此辈军阀之腐化舆恶化。而代表新政权之最先雏形者，则为议会舆政党之纷扰。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jù）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於民众，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一般党员，则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
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在此国家社会继续震荡与不断损伤中，过激思想亦逐步成长。康有为的“速变、全变”两语，可算是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标语。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要对此加以纠正与遏止，又不知费却国家民族多少元气与精力。继续此种国内政治之不安定，社会之无出路，而引起更严重的外患。
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内心共抱之祈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